然而，随着中苏两党论战越来越激烈，国内加大力度进行“反修”斗争，左倾激进思想愈演愈烈，深刻地影响了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四清运动也概莫能外。“后十条”发出之后，渐渐又有点“落后于形势”了。

就这一阶段情况来看，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毛泽东至少有一次重要谈话涉及到了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是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与日本客人田里见会面时谈到了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国际上强调“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革命、革命政党支持要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有一次谈话，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补充。1965年

8月11日，毛泽东说，1962年在国际上主张“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陈云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经济），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毛泽东说，1962年刮的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

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最小规模的私营经济——农民的一点点自留地都不能容，可见他对私营经济是完全排斥的。

6月8日，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一个极为耸人听闻的基本估计：在农村和城市，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自此之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成了四清运动中一个流行的口头禅。

这样一讲，“后十条”的团结95%站不住了。随即由刘少奇牵头，修改“后十条”。

1964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后十条”修正草案。10月24日，在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同时，又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夺权风盛行一时。

这就是评剧《夺印》唱红大江南北的政治背景。

在这些文件和经验推动下，全国各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把基层干部完全撇到一边。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夺权”，冤案丛生。

这一套也蔓延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1965年1月21日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北京运动状况的忧虑。他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学校发生了乱斗的现象，很紧张，特别是有些中学，乱斗一气，罢考罢课，打人，结果有的学校三四天就自杀好几个。工厂也发生这种情况，有一个工厂一天就自杀两个。

彭真力图避免局势失控，但不幸的是，形势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彭真自己也万万料不到，一年多之后他即遭整肃失去自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争吵，公开摊牌，此事也导致四清运动进一步向“左”倾斜。

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

“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

“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看法遭到毛泽东更猛烈的反击。毛泽东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二是关于运动搞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主张的派出庞大工作队是搞人海战术，是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毛泽东要求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著名的“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断言：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二十三条”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也是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

“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与比较注重经济问题的“前十条”相比，“四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变成了“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的预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显然，“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