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在“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就达到了每个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的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这个前提，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其次，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供给制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走入了误区。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非常沉痛。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王禄林认为，自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对他的构想作出系统的表述，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当然，在这种“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私营经济是毫无立锥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