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快速进入发展中世界的整合系统，是某种效率的象征，可以说是提高到n等级的亚当·斯密。专门生产56毫米番茄的农民非常擅长栽种这种番茄，尤其是当别人经常提醒他们必须降价，以免消费者到其他地方购买时。也因如此，2004年全球人均生产谷物达到322千克，是有史以来收获最多的一年，不论在任何季节，只要走进超市，就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食品。食品价格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美国人花在食物上的钱只占薪水的11%，比二战之前祖父母辈花费的钱少了一半以上。马里兰大学农学院院长最近指出：“大型农场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前人一直想要的一切，我们全都得到了，而且得到很多。故事结束。

也许还没有结束。要创造出那些效率，必须首先排除众多缺乏效率的事情，而这整个过程往往掺杂着痛苦。便宜丰富的食物可能很值得，但是我们至少得详细列举各种代价，特别是这个进程在美国虽然已经快要完成，在全球各地却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在这些代价中，第一项——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代价，已经伤害到社区，以及不再被需要的人们。要计算这项损害并不容易；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质疑那到底是损害，或者只是改变。尽管如此，数字已经很明显。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大约每半小时就失去一个农场，主要原因是农场经营变得更有效率。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研究员布赖恩·霍尔韦尔表示，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在一般的衣阿华农场，“农民的利润率从1950年的35%降到目前的9%”。要获得和1950年时相同的收入，现在的农场差不多要将耕地面积扩大4倍。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一些擅长融资或更容易取得资金的农民会收购邻居的农场。不久之后，大多数现金就会进入增值阶段：玉米变成玉米糖浆，然后再变成可口可乐。霍尔韦尔说：“牵引机制造商、农药公司、种子公司、食物加工商和超市拿走了大部分食品支出，只给农民留下一般食品支出的不到10%。”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规劝农民“要不就变大，要不就别干”。农民们遵照他的意思去做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告诉农民“要不就变大、变好，要不就别干”。大家也都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到了1980年，美国几乎没有农民，因此人口普查局也不再将农业列为表格上可供勾选的职业之一。现在65岁以上的美国农民人数多于35岁以下的农民人数，比例约为6∶1。

在这个进程中幸存的“农民”往往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比如，他们可能得替普渡（Perdue）这类大型养殖者养鸡。这家公司并没有自己的农场，它和农民签约，明确告诉农民搭建鸡舍的方式、饲养鸡的方式，以及补充抗生素的频率。农民拥有土地和设备，但普渡可以随时进行检查。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系列调查报道，大多数农民一开始会受到“经过精心策划、保证独立自主性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公司营销活动”的诱惑而加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沦为“封建制度下拥有土地的农奴”。一般的加盟鸡农一开始得支付25万美元的加盟金，以获得每年8 160美元的净收入。农民没有好处（农民是独立的承包人），只有承担“全天候责任，每天走过灰尘和深及脚踝的堆肥，用手捡拾死鸡”的权利，“农民得对抗热浪、停电、禽流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变化无常、随时可能喊停并让人变得一无所有的合约的控制”。

我近距离观察了这个进程。我所住的佛蒙特州长久以来就是乳制品产地，但是农场数目每年都在减少，2004年有81家农场消失，使农场总数降至不到1 300家。然而，那些仍然存在的农场越变越大而且效率越来越高。佛蒙特州农业厅厅长史蒂夫·克尔似乎没有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他说：“一些事发生改变，养牛的牛舍没有牛，总是会令人伤感。但是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改变。真正令我担心的情况是牛奶产量大幅减少。那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确，最有效率的生产架构是拥有一头大奶牛，这头奶牛的乳房像火山一样大，把牛奶直接喷进一个中央处理工厂。目前的系统或多或少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托马斯·多尔曾任美国农业部副部长，主管农村开发，他认为：“未来农场的适当规模，大约是由一位管理者管理20万英亩农田。”（在那种情况下，佛蒙特州大约会有5家农场。）相同的情况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英国，每周有1 000个农民和农业工人不再务农；一位专家建议，将英国所有农民集中在一家面积达两万英亩的“苏维埃式集体农场”中，以便根据全球价格生产商品作物。法国农民人数在1982—1999年间减半，德国农民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减少了1/4。波兰加入欧盟之后，70％的农民可能会消失。而在菲律宾，在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的一年间，有120万农业工人（占该国总人口的10%）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