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方，虐待工人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巴西边境存在着奴隶问题，有多达5万人从事清理亚马逊丛林的工作，他们其实都是奴隶。丛林被清理后用来养牛，全球最大的食品加工商之一——康尼格拉——即从该处购买牛肉，然后再装罐并贴上“玛丽厨房”的标签出售。公司发言人凯·卡彭特表示，该公司“已采取几个步骤摆脱”奴隶主的身份。另一家大型农业公司嘉吉在2004年被控从巴西奴隶农场购买大豆，该公司发言人回应说：“其他公司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认为人们指责嘉吉并要求嘉吉负起所有责任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样做并不公平。我们目前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依据的逻辑是，哪些因素将公司引向这个方向。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是，尽量压低付给农民的钱，拔鸡毛工人干活越多越好，不要担心龙虾会被过度捕捞。我们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量的食物。如果要付更多薪水，效率也必须有所提高。

从某些方面来讲，滥用环境也是有意义的，原因还是这样做比较有效率。例如，养猪最便宜的方式是养在同一个地方，一位工人可以“照顾”数万头猪。但是这样会把猪的排泄物集中在一个地方，无法作为肥料给农田施肥，日积月累就会造成污染威胁。猪会产生许多排泄物，而且数量远多于人制造的。犹他州的一处农场饲养了150万头肉猪，它的污水问题比洛杉矶市的污水问题还大。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处名为“大猪”的养猪中心，猪的数目比人还多，它们制造出来的排泄物比加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制造的排泄物总和还多。正如美国农业部一位官员所表示的：“这不像农民和农场主某天早上起床时说，‘我要在一个地方养一万头猪’。但是我们处在全球市场中，如果我们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就必须成为低成本生产者，而且必须针对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做。”试图缓和这种症状的做法最后只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整合问题，例如关于污水槽异味的新规定，最后只对“有能力运用新科技掩盖异味的大型农场”有利。

我们的食品系统也有另一个潜在代价，这是一个我们在“9·11事件”后才开始了解的问题：太过集中的企业，非常容易受破坏活动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劳伦斯·魏因在2005年春天举了一个小例子予以说明，一个恐怖分子使用从网络上就可以找到的指示手册，将含有几克肉毒杆菌毒素的泥状物装在一加仑的水壶里，然后潜入一家乳制品农场，把水壶里的有毒物质倒进没有上锁的牛奶槽。接着卡车把这些牛奶运到一家大型牛奶加工厂，魏因估计，就一般工厂而言，在净化过程中会有大约10万加仑的牛奶经过生奶储仓，这表示有40万盒受到污染的牛奶会被运送到全美各地。由于肉毒杆菌在48小时后才会让受害者发病，所以要过一阵子事情才会曝光。这不是某个人自己的梦魇，汤米·汤普森在2004年宣布辞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他在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恐怖分子不袭击我们的粮食供应系统，因为要这样做实在很容易。”

即使没有恐怖分子的威胁，我们所建立的集中式食品系统也存在着许多风险。曾用30年研究流感病毒的香港微生物学家肯尼迪·肖特里奇表示：“家禽饲养工业化是禽流感问题的核心。”集中式农业也会让我们经常生一些小病。美国每年有7 600万人因为食物问题而生病，其中有30万人因此住院，5 000人死亡。食物中毒是最大的祸首，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病例已经增加了一倍，如果想一下那些年间迅速增加的大型家禽养殖场和养牛场，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有据可循。据记者弗利西蒂·劳伦斯最近的报道，英国超市中出售的鸡肉有半数受到过弯曲杆菌污染，其中部分原因是生禽在被宰杀之前，都是堆放在一个个大型牢笼中，因此最顶层家禽的排泄物会落到下层家禽的身上。一位微生物学家最后略带不耐烦地告诉劳伦斯：“看，如果要用那种价格处理家禽，你可以做的并不多。这些工厂的目的就是要快速处理家禽。消费者想要廉价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