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看对面桌子的富内斯，他又把那20磅给长回来了。事实上，他就像其他许多到了特定年龄的古巴男人一样，有一个大肚子。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但也是一种必然。古巴了解到他们必须停止出口糖，于是就重新开始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小型私有农田以及数千个迷你城市菜园种植作物。此外，由于古巴缺乏化学药剂和肥料，很多食物实际上变成有机食品。就像普雷蒂从全球各地收集到的例子所预测的一样，这种组合奏效了。古巴目前生产的粮食数量，和他们在苏联瓦解之前所得到的粮食数量相当。他们仍然缺乏肉类，牛奶供应也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他们摄取的热量已经恢复正常，他们已经重新获得失去的那一餐。

古巴人采取这种做法，建立了很可能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可持续农业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对石油、化学药剂、往来运输大量食物的依赖远低于全球其他地方。古巴也进口一些食物，从越南进口一些米，甚至从美国进口一些苹果和牛肉，因为美国农业州的参议员促使对古巴的禁运放松，但古巴主要靠自给自足。

以苏联鼎盛时期在哈瓦那郊外建立的计划型社区阿拉玛为例，该社区用预制混凝土砌成的残破公寓，遥望着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或俄罗斯鄂木斯克的老家（虽然发霉褪色的情况好些）。连那里的名称也诉说着过去，一个名为“河内公园”的中央广场是为了纪念“越南解放斗争”。但是河内公园隔壁就是阿拉玛集约农场。

古巴有数千家集约农场——所谓的城市菜园，光是哈瓦那就有200多个。其中阿拉玛特别优美，里面的几英亩菜园连接着一个绿树浓荫的庭园，园内有出售的盆栽、养在柳枝笼里的小鸟、一间自助餐厅和一家小型市场，市场里川流不息的人们忙着买番茄、莴苣、牛至和马铃薯作为晚餐。（我去参观的时候，市场的黑板上列出了贩卖的25种作物。）有64名工人在这一小片土地上耕种，领头人是萨西内斯，他是一个高大、热情而且相当可爱的中年男子。

他一边带着我快速参观他的小王国，一边说：“这块地原计划建医院和运动综合设施，但是后来发生粮食危机，政府决定先解决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农业工程师，身材肥胖，是个公务员，也是个官僚。”萨西内斯带我去看一个用来种植幼苗的迷你温室，这个温室呈角锥形，萨西内斯认为它的形状可以“集中能量”。他相信，此处灌溉渠道的磁性有助于“降低水的表面张力”。萨西内斯扎了个马尾，很适合在加州马林县农贸市场里工作，但是他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连对“有机”也不是很热衷。他和每个地方的园丁一样，对马铃薯虫害相当苦恼，如果有合成杀虫剂，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但他没有使用人工肥料，一是人工肥料太贵，二是他并不需要。的确，菜园卖自己的堆肥可以赚钱，而且要制造堆肥很容易，靠一连串遮荫沟渠里的数百万只虫（像是红蚯蚓之类）就可以办到。

我们配着豆子、色拉和一点鸡肉吃饭时，萨西内斯谈了合作农场的财务情况。他说，过去6个月，政府要求集约农场生产价值83.5万比索①的食物，而集约农场实际生产了100多万比索的食物。萨西内斯在一张纸上快速地写着，预测全年获利将会达到39.3万比索。他会将半数的获利用来扩大农场，其余则根据利润分享计划来分配。这笔钱要分给64个工人，每个人所得到的钱并不是很多，大约是150美元，但是对古巴工人而言，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工作了。午餐用餐处上方的一块黑板会提醒员工，他们每个月分到的红利有多少，视他们在农场的工作年限和产量而定，他们这个月最多可以拿到291比索，相当于他们底薪的近两倍。大家都很努力工作，如果有人偷懒，其他人不会坐视不管。

阿拉玛的情况并非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但它也不是集体农场。这里的生产力极高，64个工人靠这一小片土地谋生，四周邻居则从这片管理完善的农田获得丰富的食物。你在全市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生产情况，哈瓦那每一片先前空着的土地，现在似乎都成了小农场。埃希迪奥·派斯·梅迪纳在城镇边缘公路上的小办公室里监督着集约农场，他说，去年当地收获30万吨食物，几乎是全部的蔬菜供应量，以及少量稻米和肉类供应量。他指出：“这里雇用了几万人，他们收入高，月薪高达1 000比索。我不做这份工作之后，也要开始耕种，这样我的收入就会增加一倍。”梅迪纳说，平均而言，城市农场每平方米每年生产5千克的食物，产量很高。（他们不只种卷心菜和菠菜，每一处农场似乎也种至少一排绿薄荷，那种绿薄荷是一种古巴鸡尾酒莫吉托的主要成分。）

当然，大家明明知道却不愿面对的问题是古巴的政治体制。人权观察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古巴政府“把所有表达政治异议的渠道几乎全堵塞了”，“严重削减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另外还有一些令人反感的做法。这就好像你去逛美国最大的连锁有机食品超市全食食品（Whole Foods），却发现豆浆区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根警棍。古巴由同一个领导人统治已超过45年（而且这位领导人似乎想让他的兄弟接班）。那种制度的本质，以及那个独裁者，都跟古巴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古巴危机的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