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拆除石膏夹板之后，我对道恩说，我不想回天主教研究会了。他问我打算怎么打发以后的时光。我告诉道恩，我对他介绍给我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不过是研究”，他说。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的研究还处于最早的创始阶段。

道恩先生把我介绍给史密斯·巴内公司的比尔·格兰特（BillGrant），这家公司也许是最早开展现代基本面研究的证券经纪公司之一。格兰特建议我去弄个MBA学位，毕业之后，他再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但读书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那时的我已经27岁了。我可不想再回到学校。这让道恩先生很为难，因为他根本就帮不了我。我在基础面研究上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那时，我还要拄着拐杖走路，确切地说，我是在华尔街上蹒跚。于是，我就到处去应聘面试。最终，我在一家名为分销商集团（DistributorsGroup）的公司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共同基金公司，他们决定聘用我。我的工作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管理一个点数图（pointandfigurechart）数据库，我手头有2000多份点数图；第二部分工作就是为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股票计算市盈率。于是，我开始用自己一半的生命来进行技术分析，另一半时间则花到了基本面分析上。这里的人很友善，也很神奇，他们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显然，我在技术分析方面很有天赋。

开办这家共同基金公司的人是哈罗德·施莱德（HaroldX?Schreder），他以前一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施莱德先生的经营非常成功，他坚持让每个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各自基金的选股。每个星期四，我们都要开会，在会上，基金经理需要绘制并讲解基金组合中每只股票的点数图。如果图中有任何疑问之处，大家就会吹口哨起哄，然后毫不客气地说：“嗨，你怎么能持有这么破烂的股票。”这是纪律，也是我对技术分析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

到了1968年，他们把我送到了纽约金融学院，这样的话，有朝一日我或许也能成为基金经理。纽约金融学院是华尔街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学习了一系列专业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的教师就是艾伦·肖。艾伦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1969年10月，我们开始共事。至于艾伦教给我多少东西，我自己都说不清。

1970年左右，艾伦打算邀请一个名叫约翰·格里雷（JohnGreeley）的人共进午餐，格里雷也经营了一个技术研究机构，他准备还带来一个叫约翰·布鲁克斯（JohnBrooks）的年轻人。但艾伦没法出席午餐，于是，他就派我去招待这两个人。在午餐上，我和布鲁克斯都向对方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在技术分析领域认识谁？”我向他介绍了艾伦·肖，布鲁克斯则提到了美林证券一个叫鲍勃·法莱尔（BobFarrell）的人。无疑，他们都是圈里的顶级人物，而这次会面也成为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MTA）成立的契机。实际上，我和布鲁克斯正是在格里雷的帮助下，才成为MTA的创始人。在那时，华尔街技术分析师的唯一聚会场所就是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研究机构，要拿到一张聆听通用汽车董事长演讲的午餐券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基本面分析师都有他们各自的聚会形式，比如说化工行业分析师协会、制药行业分析师协会、石油分析师协会，他们通过这种聚会分享观点，互通有无。但技术分析师却从不聚会，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团体。因此，我们想把华尔街的技术分析师联合起来。当然，我们还是要找最早的导师兼朋友——约翰·格里雷和艾伦·肖，征求他们的意见。鲍勃·法莱尔也能帮我们一把。我和艾伦在哈里斯·阿普海姆（HarrisUpham）公司共事的时候，还认识了拉尔夫·罗特奈姆（RalphRotnem），他是艾伦的导师。在技术分析的历史中，埃德森·古尔德（EdsonGould）、拉尔夫·罗特奈姆、肯·沃德（KenWard）、艾德蒙德·塔贝尔（EdmundTabell）、托尼·塔贝尔（TonyTabell）和约翰·舒尔茨（JohnSchultz），他们绝对是鼻祖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