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模式近乎空白，这就让 Louis Vuitton这类大公司得以在一开始就介入，参与当地消费模式的养成。塞尔日 ?布伦瑞克表示：“在日本，我们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一切也会发生在中国、俄罗斯与印度。”

在一个新兴的市场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消费模式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早在 1978年， Louis Vuitton就进入了日本市场，它花了10年的时间站稳脚跟。今天 Louis Vuitton在日本独大的局面证明了一旦一个品牌成为衡量消费水准的标准，它就很难被取代。 Louis Vuitton的例子说明了早早加入新兴市场的重要性，做开拓市场的先锋，伴随着这个市场的第一代富豪的出现而成长，引导着新消费模式的产生。 Louis Vuitton现在甚至跑到越南开店，静候该国经济的成熟。

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其他方面的消费标准已经逐渐建立起来。有些标准颇为奇异，例如在中国大陆的南方，撇开药用价值不谈，只是为吃而吃，把一些罕见的异国动物当作下酒菜被视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果子狸与浣熊。其他方面的消费标准则正在初级阶段，比如瑞士手表被亚洲人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这简直是瑞士制表业的兴盛所依。亚洲是世界上进口瑞士手表最多的地区，单是一个小小的香港的进口量就可以媲美庞大的美国。此外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泰国也都是瑞士手表坚定的支持者。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消费标准是奢侈汽车，这方面香港依然拔得头筹，虽然只是弹丸之地，但却是全世界人均拥有 Rolls-Royce和Mercedes-Benze最多的地方，此外，这里也是 Ferrari和Porsche跑车的福 地。

Dolce&Gabbana远东区负责人张昱慧（ Caroline Roberts）说：“这是华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你可以不用很有钱，但是你必须有一只好表、一辆好车。”

华人消费者正在创建出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标准。华人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大陆，还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这些华侨控制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他们的足迹也遍布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从富裕发达的日本到发展中的中国与印度，亚洲诸国自伊始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状态。下面我们探讨的是奢侈品消费在亚洲是如何伴随着当地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传播的。

正如图表 2-2所示，名牌消费在亚洲的传播模式可以大致分为 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服”，几乎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这个阶段：日本曾经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统治；韩国曾被日本占领随后又受到美国驻军的统治；台湾曾被日本统治；香港被英国管辖多时直到 1997年回归中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曾经是英国的?民地；菲律宾曾被西班牙统治了好几个世纪，直到美国人以解放者姿态介入；印度尼西亚曾经被荷兰统治，二战期间日本人又占领该国。不论是何种方式的征服，都导致了亚洲人陷入凄惨的状态：工作繁重、收入微薄，且毫无尊严可言。

无论是怎样的征服模式，都毫无例外地剥夺了当地人的生活，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内心更为强烈的渴望、欲念、梦想，尽管这一切在当时看起来似乎都遥不可及。最终，当亚洲国家从被压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时，人们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追寻并满足的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为何“征服”会成为奢侈品消费传播模式的基础性的第?阶段。

亚洲国家中，日本最早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就以它为例来说明名牌消费的传播模式。第二阶段“富裕期”才是名牌消费真正的开始。经济发展让人们富裕起来，着手购买洗衣机、电视机等新型奢侈消费品，殷实的中产阶级逐渐成形。同时，极少数人已经开始消费 Hermès的皮包与欧洲的珠宝。经济的持续繁荣允许人们四处旅行，并注意到了 Louis Vuitton与Gucci，各大名牌也注意到了日本，纷纷入驻东京。

第三阶段是“炫耀期”。人一旦有了钱就会炫耀。人们热切地购买那些能展现经济实力的物件，并急于展示于人。虽然日本和托斯丹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阐述的美国有闲阶级不尽相同，但他总结出的规律依然适用：“仅仅是占有财富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西方名牌忙于在日本制定新的消费规则，大量的进口货物出现在日本市场上，清晰的品牌标识让人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地位的标志”。比如 Louis Vuitton与Gucci 的皮包就是地位的象征，拎着它们就等于在告诉别人自己家底殷实，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炫耀期”会持续 5到10年，量变累积到质变之后，奢侈品消费就开始进入不可逆转的飞速传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