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以日本为例，上个世纪 80年代，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富裕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很快，人们大规模地渴求能展示身份地位的标志，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新的规则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个阶段，亚洲文化中的从众心理对名牌的消费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比如当大家都被要求穿戴 Gucci与Prada的时候，倘若你不遵从这种群体压力就是在拿自己的社交形象冒险，更糟糕的是你会因此当众丢脸。第四阶段“适应期”就是这样控制了日本，为奢侈品消费的传播加油助威。

目前的日本处在模式的最后一个阶段，“生活期”，在这一阶段，消费名牌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购买奢侈品成为生活常态，除非经济状况出现戏剧性的衰落，没有能力继续负担昂贵的名牌。一?习惯了考究的 Zegna西装和 Prada皮鞋，那么平价百货公司玛莎（ Marks & Spancer）的衣服与本地品牌的寻常鞋子就味同嚼蜡了。眼光经过千锤百炼，个人的生活标准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日常消费就自然地锁定在了名牌上，这时购买名牌已经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日本人而言，他们凡事讲求品质，这种生活态度只会加强他们对名牌的迷恋。在“生活期”，名牌拜物教已经系统而完善地建立起来了。上个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大衰退，但是人们依然大量地购买名牌，这是日本人无法自拔的生活方式。此外，名牌依然扮演着全方位定义个人身份、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有其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比如更为富裕、趋同心理以及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这一切都加速了奢侈品消费模式在日本的传播，甚至速度快到了近乎夸张的地步。不过，尽管如此，日本所经历的五个阶段依然适用于阐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状态。香港紧随日本之后，成为第二个经历了全部阶段、现在达到了第五阶段的地区。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在战乱时期从大陆逃难至香港的，最初他们住在拥挤狭小的空间里。五六十年代，香港人辛苦赚钱， 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进入八九十年代，人们?股票市场上大有斩获，资产大增。 90年代初期，富有的香港女士们开始从头到脚地用 Chanel包装自己，拎Gucci包或者 Prada包，炫耀财富与社会地位。很快，整个社会接受并适应了奢侈品消费。在香港，人们给自己买第一辆车时通常选择 BMW或者 Benz，否则就不考虑。要知道，与其买一辆便宜的 Toyota开出门去丢人，还不如不买。现在的香港已经进入第五阶段“生活期”，消费者成熟自信，具有鉴别力。

印度目前进入第二阶段“富裕期”。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人们大量购买洗衣机和手机，并分期付款购买价格合理的汽车。下一步就是去新加坡和泰国度假。少数的印度精英阶层已经沉溺于消费名牌，他们中间有印度的老牌商业家族以及社会新贵。这一切促使了名牌们纷纷前往印度圈地。

中国大陆地区正处于第三阶段的“炫耀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集中在特定人群手中，在沿海城市，富裕起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采购能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名牌，并大张旗鼓地展示。富人住豪宅买名车，送自己的孩子去海外读书，甚至连他们家宠物狗的穿戴都是出自名家设计。倘若托斯丹 ?凡勃伦依然健在，他一定会异常欣慰，因为他的理论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中国出现了有闲阶级，他们的行为模式类似他百多年前写在书中的总结。除了大肆炫耀挥霍的有闲阶级之外，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正在崛起，并处在第二阶段“富裕期”，他们收入颇丰能负担起颇具品位的、略有些奢侈的生活——购买洗衣机，添置有独立卫浴的公寓，为独生子女支付私立学校的费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口过于庞大，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没解决温饱问题，可以这么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第一阶段— —受困于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