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想让我去？”上学前的那晚，我问她。

“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进监狱了。”她拿起一把刀，“你想要几片？”

“两片，”我回答，“那里面有什么？”

“罐头牛肉，知足吧。”

“可是，就算你进监狱也会出来的啊。圣保罗就老是进监狱。”

“我知道，”她把肉压实了切，到我盘子里的罐头牛肉里只能渗出几滴可怜的汁液。“可邻居们不知道。把它吃了，别说话了。”

她把餐盘推到我面前。看上去很恶心。

“为什么我们不能来点薯片？”

“因为我没时间给你做薯片。我的脚要泡，你的汗衫要烫，还有那么多恳请祷告的请求要处理。况且，我也没土豆。”

我走进起居室，想找点事情做。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扭开了收音机。

“现在，”有个声音响起来，“是关于蜗牛家庭生活的节目。”

我母亲尖声大喊。

“你听见没？”她把脑袋探出厨房门，对我说，“蜗牛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言的‘可憎之物’，就好像在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

我不禁多想了一会儿。阴雨连绵的星期三晚上，蜗牛先生和蜗牛太太在家。蜗牛先生静静地打着盹，蜗牛太太在读一本关于问题小孩的书。“医生，我忧心忡忡啊。他太安静了，不肯从他的壳里钻出来。”

“不是啦，妈妈，”我应了一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可她没在听我说。她又回了厨房，我听得到她在找国际服务频道，一边摆弄旋扭，一边喃喃自语地估摸着频率数字。我跟她走进去。“世上是有魔鬼，可这个家里没有。”她说着，凝视高悬在炉灶上的天主圣像。那是幅九英寸见方的水彩画，是斯普拉特牧师专为我母亲画的，就在他跟随荣光神圣征途团前往维冈和非洲之前。

那幅画叫《天主喂鸟》，我母亲把它挂在炉灶上方，是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忙这忙那，为广大信徒服务。画已经显旧了，天主的一只脚上还有一小块凝结的蛋黄渍迹，但我们不想剥掉它，生怕颜料也会跟着掉了。

“我受够了。”她说，“走开。”

她又把厨房的门关上，还关掉了收音机。我听见她在吟唱《天主荣耀被赞美》。

“行，就这样呗。”我心里说。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