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也来了，似乎搞清了状况。她填了一张表格，又给我写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珍妮特，

没什么大毛病，你只是有点聋。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呢？我要回一趟家，把你的睡衣带来。

她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独自留在这里？我开始哭。我母亲好像吓坏了，赶忙从手袋里摸出一只橘子塞给我。我剥橘子皮是为了安抚自己，眼看我镇定下来，大伙儿面面相觑，又都走开了。

自我出生以来，总以为世界是以简单明了的规则运行的，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我们镇的教堂。现在我却发现教堂本身也挺让人困惑的。这是个问题，但我不想为它耗上很多年。当时的问题则很简单：我究竟会怎样。维多利亚医院又大又吓人，我唱歌却唱不出调儿，因为我听不见自己在唱什么。除了几张牙医广告和X光机器使用手则，就没别的可读了。我想用橘子皮搭一座小冰屋，可橘子皮老往下掉，就算乖乖竖起来了，我还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扮演爱斯基摩人，我又不得不编出一个“爱斯基摩人怎么被吃掉了”的故事，可那只会让我显得更悲凄。扮家家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总会被卷进去。

我母亲好歹是回来了，有个护士帮我套上睡衣，再带我俩去了儿童病房。那地方太招人恨了。墙壁涂成病怏怏的粉红色，所有窗帘上都有小动物。当然不是真的小动物，而是毛茸茸的小东西在玩彩球。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编进凄惨故事里的海象。它很邪恶，吃了爱斯基摩人，但它起码比这些玩意儿要强。护士已经把我的冰屋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没别的事可干，只能静静地躺着，凝神思索自己的命运。几个小时后，我母亲又回来了，带来了我的《圣经》、圣经联合协会出的彩色图书，还有一块塑像黏土，却又被护士收走了。我气得扮鬼脸，她就在卡片上写着“不好，可能吞咽”。我看了看她，也写了一句：“我又不是想吃它，我想捏它。再说了，黏土没有毒，说明书上写着呢。”我还朝她扬了扬黏土小盒。她皱着眉，摇摇头。我转向母亲求援，可她正忙着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一封长信。护士开始整理我的床铺，把冒犯她的黏土腻子揣进了兜里。我算是瞧出来了，她铁了心，没什么能改变她的决定。

我吸了吸鼻子，消毒水和土豆泥的味道。我母亲捅了捅我，把信搁在床头柜上，再把一大袋橘子倒空在水罐旁的大碗里。我虚弱地笑笑，期待得到鼓励，而她却拍拍我的头，转身走了。于是，我又一个人了。我想到了简·爱，她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却总是那么勇敢。但凡我母亲感到悲伤，就会把《简·爱》读给我听。她说，它让她坚忍。我拿起她的信，信里写满了陈词滥调：别担心，很多人会来看望你，鼓起勇气来，要保证好好大小便，别让怀特夫人插手。她等会儿就来，就算她不来，她也会支使她丈夫来。我的手术安排在明天。读到这里，手中的信飘下了床。明天！万一我死了呢？这么年轻，这么有前途啊！我假想自己的葬礼，别人的泪水。我要我的坟墓里有《圣经》和《神谕》。我该写个墓葬指导吗？能指望他们留意到这些事吗？我母亲通晓各种疾病和手术。医生曾告诫她，像她这样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到处走动，可她说时候还没到，而且她至少知道自己往何处去，不像他。我母亲在一本书里读到过，死于麻醉药的人比死于滑水的人还多。

“如果上帝带你回来，”她因胆结石而入院时曾对玫说，“你就会明白，那是因为他还有工作要让你去做。”我趴在床单下，祈祷自己能被带回来。

手术当天的大清早，护士们笑眯眯地又理了一次床，还把碗里的橘子堆出匀称的形状。两条汗毛浓密的手臂拖我起来，把我绑在冰凉的手推车里。脚轮咯吱咯吱地响，推车的男人走得太快了。走廊，对开门，露在密实的白面具上的两只眼睛。一个护士抓住我的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罩子扣在我的嘴巴和鼻子上。我吸入了一口，看到一整排滑水的人随波跌落，没再浮起，然后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珍妮特，小果冻。”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已经死了，天使们在发我果冻吃。我睁开眼睛，还指望看到一双翅膀呢。

“来，吃一点。”那个声音在鼓动我。

“你是天使吗？”我带着希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