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之先生 清华气象系主任。到昆明后，气象系的先生们大都出去就任别校的系主任或是气象所所长，以致最后就剩下李先生一人留守老巢。李先生原在德国学物理，进而攻气象。德国人守时间，严格的精神，对于李先生是有影响的，他除了因交通工具误时而外，从不耽误时刻，而嘴里老在说：“时间过去了是抓不回来的。”李先生的课不大好缺席，因为缺课多了，他会给你一封信请你不要参加考试。他觉得你考了以后不给你学分似乎不大好，然而不上课又如何能给你学分。所以为减少麻烦，他请你不必参加考试。因为系里只有李先生一个人，所以不能不身兼百职，这样，要他每担任的课都教好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这只能归因于政治影响了教育，不是教师的责任。李先生一家六口，就仅仅靠了学校的薪给过活，穷困自然是免不了的。还有，李先先不喜欢学生多管“闲事”。

蔡维藩先生 西洋通史，近代外交史教授。蔡先生的一口南京官话，讲起书来有声有色，不亚于鼓书场中的名手。在太平洋战事爆发的前两天，蔡先生公开演讲预测敌人一定不会南进，北进则颇有可能，然而第二天报纸就同蔡先生开了一个大玩笑。蔡先生主要的生活费是得自《中央日报》的稿费和直播电台的演讲费。蔡先生是一位进步论者，他常说政府虽然不好，却总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复校后，蔡先生仍回南开执教。

吴 晗先生 历史系教授，开中国通史，宋元明经济史两课，对明史有深刻之研究，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靠工读维持生活的。不像其他教授摆架子。为人诚恳热情，尤愿与同学接触恳谈。近年来鉴于国内反动腐败势力猖獗，屡次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积极献身民主运动。对反动派攻击不遗余力。吴先生说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皇室，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吴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镜子》，内容是描写明末农民暴动的事迹的。

闻家驷先生 闻先生教的是一二年法文，还开过“雨果”。一二年法文有好几位先生在开班，闻先生在班上督促学生之勤仅次于吴达元先生，而发音却清楚得多，不像有些法文教授连小舌弹的R音都榨不出来。他讲书很善于譬喻。记得有一课叫做“祈祷与纳税”的，说到老百姓一举一动都要向政府纳税，连呼吸生死也不免——讲到这里时，他便举了个实例，说到老百姓倘想到公园呼吸点新鲜空气罢，就得买门票，而买票岂不等于纳税么；并且，在安南，在朝鲜，老百姓连生个孩子都得纳人头税，倘嫌税重，只有少生，而少生正中帝国主义国家的下怀，因为他们正想使殖民地的土人灭种。闻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令弟，在罢课期中，曾参加过要求惩办关李的游行，后来“一二·一”死难四同学出殡，他也在行列中。在近代法国的作家里面，他最推崇罗曼·罗兰，因为罗兰勇于否定过去，有“死去再生”的精神，尤其是，因为罗兰所走的，是接近人民，加入人民，贡献自己于人民的道路。

姚从吾先生 以前北大的历史系主任，年纪已经快五十岁了，但身体仍是很好，教宋史和史学方法，研究蒙古史很有心得，是德国留学生，上课时候讲书很杂乱，同学都不大愿意上他的课。平时不大注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也就不能跟着时代前进。“一二·一”运动结尾的时候，学校当局规劝，压迫同学复课，姚先生也很高兴的来了，但是当和历史系同学讲话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他对于“一二·一”运动的前后经过毫无所知，有心人所放出的中伤的谣言倒听了不少。这情形对于一个历史学者倒是个大大的讽刺，大概中国历史上很多历史家都是如此生活的罢，姚先生正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古已有之”了。

冯 至先生 在联大教德文，对歌德有很深的认识，好几次文艺晚会上冯先生都拿歌德做讲题。为人和蔼可亲，对国事十分关心，听说很多人都非常佩服冯先生的为人，甚至替他加上“圣人”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