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景兰先生 从前清华的地质系主任，冯友兰先生介弟。冯先生无论上课实习都是少讲多问，异常严格。头一堂课教的材料，第二堂课必问，而且每人的答语的成绩就立刻记录在卷，如有错误当面斥责，决不容情。地质系的同学们最怕冯先生。

王 烈先生 王先生是北大地质系的创办人，三十年前，丁文江先生有意在国内的大学里设置一个地质系，就找到王先生，王先生对矿物特别有研究，他需要一位古生物学的教授，丁先生就请了葛利普先生到中国来。现在中国地质界还有一点根基，不能不说是两位先生之功。王先生讲书讲得快而精，而从不重述一句，抄王先生的笔记，颇要一点功夫，事实上同学们确实没有能记全的，王先生一本薄薄的笔记常包括一本厚书的材料。王先生对翁文灏等不重学术的作风颇不以然，常常大骂翁等败坏地质教育。

王赣愚先生 政治系教授，中等身材，架一副约四百度的近视眼镜。是一位很用功的先生，很谦虚，没有架子；有时遇到什么不敢担当的事，还会做出左不是右不是的忸怩姿态。他可能很倔强，在应该的场合下；然而在我，却还觉得他的程度不够。他今年才四十一岁，正当有为。说一句“海话”，政治系的教授要算王先生最能接受进步的思想。对联大同学屡次的学生运动，他都曾寄与深切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地位和口才的关系，虽然他不曾“惊人”或勇敢过，但对现政府的憎恨和厌恶，是不用怀疑的。我惋惜他当了教授。

吴之椿先生 八年的“战时”生活和将近一年的“复员”生活，磨得吴先生要比实际的年龄老了许多。两颧突起，脸色近于腊黄，皮肤有了皱纹。举动表现迟缓，两耳失聪，背脊微微驼弯，人们都说：吴先生衰老了呵！柴，米，油，盐，小娃子，一切家庭的琐碎把他几乎完全与学习隔离。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没有比以往更憎恨现实的社会？他不是成天成夜叫苦吗？他的苦从哪里来？是谁的赐予？他不想。他像千千万万善良的农民，宁愿站着活活饿死，而不去抢去劫一样的不能使我理解，然而他本质上完全和他们不同。他教现代西洋政治思想和英国宪法史，这些，不正是和专制主义相背驰的么？为什么他能容忍？能若无其事的打发日子，我不懂，我完全不懂。也许，也许这就是联大教授的“理论自理论”，“实行自实行”的功夫吧！

邵循恪先生 政治系教授。一位年青的书凯子，正因为他书读得多，谈起来这也是书上说，那也是法律观点。他聪明，他用功，可惜都用在钻牛角尖，不看大处，有时常对一个小小的问题很透彻认真；而于现实社会的残酷和虐杀，反不甚贴切。他的典型正是专制者和资本家所需要的。但对人民呢？对千千万万人民呢？他贡献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吴素萱先生 自从化学系的朱汝华先生到美国M.I.T.，谢冰心先生回去当主妇后，吴先生就是联大唯一的女教授了。吴先生在生物系教解剖，她常告诉同学既然决心学生物，就要对生物学有点贡献，不要离开学校就改了行。吴先生对功课异常认真。对同学则很热情。不像其他的教授，对学生运动一味的高压，她对同学常寄与深切的同情。

卞之琳先生 外文系教授，曾开过“纪德”，“享利·詹姆士”，同时还担任“翻译”一课，有时也教大一英文。卞先生的翻译理论以忠实为第一要义，如此，则原文是美的，译文也美；原文是雅的，译文也雅。所用的材料，英译中多采现代的英美作家如V. Woolf，D. H. Lawrence，E. M. Forster，Henmingway等人的短文，中译英多为《世语新语》之类的古文。卞先生最近的译作是衣修乌德的《紫罗兰姑娘》，听说另外还已写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现正亲自译成英文，不准备在中国出版。

费 青先生 法律系教授，费孝通先生的令兄。北大的缺点是老气横秋，联大的缺点在“松弛散漫”，自先生来后，不但使我们变得年“青”，而且教我们多“费”些工夫检点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风般温和，也像秋霜似的严肃；他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他会讲玄奥的法理，也会讲有趣的实例。总之，他从不肯盲目地走向极端，而是谨地求得最妥善的调和。他从不肯任血气来论断，而用理智来寻求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