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能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但是应该重视自由的思想。哲学家是爱智者，每个人最好都能爱思想，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使人减少些物欲，减少些浅薄。冯友兰在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了冯学。人去境迁，将来的冯学研究者，会赋予它新的意义。但是爱思想这一点，只要有人类，就应该发扬。这也是一种抽象继承吧。

冯先生对祖国的深挚感情体现在爱中国文化，也体现在爱父母爱家乡，爱他周围的一切。他爱河南多灾多难的土地，爱北京的钟楼鼓楼，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曾自己为燕园中的亭台楼榭命名，只是从未被采纳。这些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它可以发展为爱赫贞江，爱塞纳河，爱和平，爱世界，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从中可以激发出无比的力量。

另外，我还想特别提出他在中西文化交融、互补这一方面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冯先生在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哲学在当代中国》。在这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中，对新旧文明的解释和批评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用旧的眼光解释、批评新的。如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自认为他的作为并非来自西方新文明，而是来自孔子旧教义。第二阶段是用新的眼光批评旧的，如胡适的哲学史，读后让人觉得整个中国文明完全走错了路。冯文中说到第三阶段：“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第三阶段提出要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对东西方文明，“我们把它们看做人类进步的同一趋势的不同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西方不只联结而且能够合一。他明确地提出，“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事。他用逻辑的科学方法澄清、梳理了中国哲学史。近闻西方哲学有文学化的趋向，变得贴近人生，不知是否得到中国哲学的补充?

中国学者范明生先生在其《中西思维模式的转型》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缺少正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西方哲学缺少负的方法(其实质是不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将两者结合，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冯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这里。他还说：“在‘贞元六书’中，结合中西思维模式、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努力，都是在推进和提高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宏伟事业上，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