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参加“批孔”是事实，我有责任说出我的看法。

至于所谓江青问题，不是事实。有关的批判或诟骂，根据是对几首诗的深文周纳，无端臆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狱。

因为多年搞运动，我家来往的亲友很少，消息也少。江是毛的夫人，是政治局委员，出来活动自然是代表毛的。至于她怎样从夫人而变为中央领导，则非我们所知。希望将来历史会有交待。由于毛泽东的旨意，一九七三年冯奉调两校大批判组(这一点，有人听过传达，见焦树安《回忆与纪念》一文，载《随笔》1996年第5期)，这是组织安排，如同要你去西藏新疆一样。这些情况在《三松堂自序》中写得很清楚。至于究竟还有何内幕，我想真正的知情人会在适当时机出来说话。

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江青到北大，由周培源先生陪同，到我家地震棚来看望。当时我在场，亲耳听到数百学生聚集在棚外高呼“毛主席万岁”，场面热烈。可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是毛的代表。

冯写过《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讲武则天，被?附会为吹捧江青，其实毫无关系。我现在还觉得武则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历史毕竟只有这一个女皇帝。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对于没有根据的责备，冯友兰先生是坦然的。他逝世后，《三生石》英译者赖艾美写信来吊唁，说她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有文章说冯先生的一生“生活过，斗争过，享有过，没有任何可追悔”。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自如、“愈写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说晋人懒得穿戴整齐，他当时很有体会。连穿戴都懒得，更不要说参加什么会了。

从一九七九年起，他基本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检讨生涯，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段生活大体上是平静的、愉悦的。他曾引孔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他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道理，为了思想。他说自己是“欲罢不能”。他不能不思想。他的最后十五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甚至说，“现在治病，?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