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层接洽的开始

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下层代表的接触也渐渐反映出双方上层进一步接近的可能性，鉴于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已日渐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谌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反邀周恩来外出晤谈。函称：“黄君（即张子华，化名黄续）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曾养甫致翔兄函》，1936年7月19日。

但是，此时恰逢蒋介石成功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ＣＣ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加派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一函邀自告失效。7月底8月初，根据曾养甫的吩咐，谌小岑分别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国民党方面联络电台的呼号密码，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立即与之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谌小岑致函周恩来，对周恩来邀请他“惠临苏土”表示感谢，说?他也有心前往，只因南京方面坚持统一军政组织问题须有初步之商讨，并希望中共方面能有高层代表，如周恩来等，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与国民党西北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适当地点，“作一度之会商”。《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8月6日。

大约在此前后，即7月底8月初，此前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十九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也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对于潘汉年此时的身份不能确定，因此潘汉年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能够取得预?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故他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

潘汉年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专门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更加重视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7－568页。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批评中共不该继续实行“反蒋”方针的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前此的“抗日反蒋”方针，同上书，第575页。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进而更加努力地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公开地和秘密地联络及谈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