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民党刚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准备实施具有进步意义的《抗战建国纲领》不久，国共之间的摩擦就又接二连三地公开表现出来。此时，国共两党间除新四军问题基本解决外，边区问题仍旧没有谈出结果，而且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福建乃至湖北和陕西，都不断发生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与新四军留守人员的情况。6月以来，甚至又在西安出现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十三个正在积极活动中的救亡团体，封闭其机关，逮捕其领导人的严?事件。而国民党公布的三青团组织章程，更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试图全面垄断青年运动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不能不在《新华日报》上公开要求国民党“惩办摧残新四军伤病兵及后方人员家属的凶手，赔偿被难人员家属的损失，立即释放西安被捕救亡分子，并恢复被封救亡团体的活动”，同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明令各省将一切新旧政治犯释放，并颁布保障救亡团体的法令”，“消除现在各机关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新华日报》，1938年6月9日。当然，尽管国民党当局对此迟迟不予反应，但出于一种团结的愿望，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把问题归结到国民党的上层，他们这时多半只是认为：“这些现象的发生，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而国民党中央主要是“缺乏采取坚持实现自己的法令和纲领的步骤和具体方案”。《新华日报》，1938年6月9日。因此，中共中央的代表这时仍旧在努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在边区等问题始终不得要领的情况下，依旧进一步提出了扩编八路军为三军六师的建议，希望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事实上，这时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某种担心，因此双方之间的摩擦问题实际上并非仅仅出?在下层。人们只要注意一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5月31日第七十九次会议《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5月10日及6月21日第3080号、4229号训令，就不难看出两党之间的摩擦突然加剧的主要原因。这些决议和训令明确指示国民党人，对于其他党派团体及其分子，除非“放弃其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服从本党及本党领袖”，“恪守国法严守军纪”，否则均应“随时严密防范”并“严予取缔”。其矛头所向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国民党上层此时的方针其实已经十分明确，即或者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或者必欲遏制其发展，乃至全力削弱之。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八路军扩编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蒋介石甚至还亲下密令处决了原黄埔军校学生、中共陕西省委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以防其对他所熟悉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发生影响。蒋介石在8月3日见周恩来时，亲口承认宣侠父是他下令捕的，后蒋鼎文在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谈话中也承认宣是蒋下令捕的，只是当时他们都没有承认宣已被其杀害。不仅如此，蒋介石这时还别出心裁地把边区问题转交给行政院去处理，有意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