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再度谈判之起因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关系一度由于国民党人借机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和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反抗，而处于白热化阶段。这时，一方面是毛泽东对国民党突然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调兵遣将极为不安，担心“破裂的可能性很大”，反复强调做好应付破裂的准备，并大规模地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政治反击；一方面蒋介石举兵把陕甘宁边区围了个水泄不通，私下里却还在那里怀疑“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因此决心“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同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59—60页。然而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并无动武之意图。作为力量对比尚嫌薄弱且分散的共产党一方自不必说，就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国民党一方也因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制肘而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共产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同上引。。故蒋介石这时为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和援助，竟不得不去向美国保证，对共产党虽必须“加以制裁”，“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

既要加以制裁，又不能加以武力讨伐，其结果仍旧只能同此前一样，一方面公开将共产党各种言行斥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责令党政军各部门全力加以“防制”；一方面却不能不继续表示“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这种做法到头来只能是使政治军事摩擦不断，形势却依旧是难以缓和。

可以肯定，蒋介石这时并不存在任何通过政治方法根本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幻想。但碍于自己不能独立战胜日本，必须依靠美、英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力支持，而美、英与苏联结盟，苏联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使国民党不能对共产党断然施行战争，而且还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极力做出种种政治姿态，显示国内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以争取国际上的信任。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坚持“防共”“限共”，一方面又不得不再度设法与共产党缓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