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在国民党主动采取了实际的缓和步骤之后，共产党也开始同意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重开谈判。毛泽东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493—494页。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同样是从国际政治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出发来考虑国共关系缓和之必要的，只是其考虑的角度与国民党不同，它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取得国际间的信任以取得援助，而是意识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一时不会改变，结果必然会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因此，毛泽东一方面不能不准备与国民党再开谈判，以探测新形势下国民党对于根本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条件，一方面再次公开表示：“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以创造谈判与合作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