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连灌了几杯，感叹里面的洋葱让酒变得更好喝了，可是跟上帝签约的念头却不像八十度的劣酒那样容易下咽。上帝和这事儿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让我爸爱我。“也许你应该带我回酒店，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口袋里有十七块美元，我都给你。请告诉我爸我已经割了。他不会再往那儿看了，因为我现在这么胖。”

哈西德们对我的建议毫不理会。“你也得为我们想一想啊，”他们齐声说道。“这是我们的‘米兹瓦’呀。”

“你们也割鸡巴吗？”

“我们是要拯救囚徒。”

“谁是囚徒？”

“你是苏联的囚徒。我们要把你变成一个犹太人。”这么说着，他们又给我灌下了几杯洋葱伏特加，直到我周围的黑色礼帽和飞溅的汗水像拉洋片一样旋转起来，叫喊声变得有点震耳欲聋。

“进米兹瓦流动屋！”最年轻的几个哈西德齐声叫着。很快，十几个天鹅绒长大衣围住了我，我就这样被我的同族亲密无间地簇拥着、温柔地领向屋外哈西德的夏夜，在这儿，连月亮都留着耳前发鬈，蟋蟀们用我们祖先的语言唱着深沉的曲调。

我被侧卧着放在一辆美式面包车的柔软的座椅上，几个年轻的哈西德仍在向我劝酒，而我则克尽职守地来者不拒，因为对俄国人来说，拒酒是一个失礼的行为。“我们开回酒店去是吧，先生？”当面包车开始在拥挤的街道上横冲直撞时，我问道。

“A hummus tov， a mazel tov，”我的同伴唱道。

“你们想拯救囚徒，”我泪眼迷蒙地挣扎着用英语说。“瞧瞧我！我就是囚徒！是你们的囚徒！”

“所以你即将被拯救了！”我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接着又一杯伏特加递到了我的嘴边。

最后我被带到一所破败的市立医院，进入了一间光线刺眼的候诊室里。几个拉丁裔的婴儿正哭闹着要吃奶，我的同伴们则伏在暂且当作哭墙的墙壁上尽情祈祷，他们苍白的脸由于祷告而涨得通红。“你爸一定会为你骄傲的，”有人在我耳旁小声说，“瞧你多勇敢哪！”

“十八岁割鸡巴太晚了，”我小声回答。“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亚伯拉罕亲手给自己施行‘布里斯’时都九十九岁了呢。”

“可他是圣经里的英雄啊。”

“你也是啊！从现在起，你的希伯来名字就叫摩沙，意思就是摩西。”

“我的名字叫米沙。那是我美丽的母亲给我取的俄文名字。”

“可你就像摩西一样，因为你帮忙带领苏联犹太人走出了埃及。”我几乎可以闻到抵在我嘴边的杯子的塑料味。我就像个少年酒鬼一样一饮而尽。一块黑面包被举到我眼前，但我朝它吐了口唾沫。有人给我穿上一件后开身的长罩衫，然后我被放到一个带轮子的活动床上被推走，然后活动床停住了，我被绿罩衫的波浪环绕着，我的裤子被一双冰冷的手粗暴地撸了下去。“爸爸，叫他们住手吧！”我用俄语哭喊着。

我的脸上被蒙上一个口罩。“摩西，倒着数数。”一个美国声音告诉我。

“涅特 ！”我试图叫道，不过当然没人听见。世界在我眼前破裂成无数碎片而再也无法修复。等我醒来的时候，一群戴着黑帽子的人正围着我祈祷，我腰际上的肉被小心地折成几褶，这褶皱形成了一个腰围线，在腰围线下我失去了任何知觉。我抬起头来。我身上穿着医院的绿罩衫，它的下半身有一个剪开的圆洞，就在那儿，在我的两条肉乎乎软绵绵的大腿之间，一动不动地躺着那个被压扁了的紫色虫子，它的表皮上往外渗着粘液，麻醉剂阻住了手术带来的切肤之痛。

不知为什么，我的教友们竟认为我的呕吐是复原的迹象，他们给我擦干净下巴，欢笑着，念叨着“mazel tov”、“tsimmus tov”和“hey， hey， Yisroel”。

当夜，我的伤口就开始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