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摩尔和里佐利汗流浃背地坐在车里，排气管排出的热气烘烤着他们。车里没有空调，他们已经堵在路上有十来分钟了。

“纳税人都得到了最好的待遇，”里佐利说，“可给我们的这辆车就像一堆废铁。”

摩尔关掉排气扇，摇下他身侧的窗户，人行道上的热浪和汽车排出的尾气一下涌入车内，他觉得自己像在洗桑拿一样。他不知道里佐利怎么能坚持着不脱外套。当他们从基督教诊疗中心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已经被汗浸透了，那时他便脱掉了夹克。他知道她现在也很热，他发现到她的人中部位布满了汗珠，里佐利好像没怎么用过唇膏。其实她的相貌并不差，但是她却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欢化妆或带一些耳饰，好像决意要隐藏自己的魅力。这次出来，她身上穿着并不凸显娇小身材的黑色外套，一头黑色卷发好像很久没有打理过了。这是她一贯的作风，你要么接受她这种做派，要么干脆拉倒。他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初衷，她也许是想以此在警局生存下去。万幸的是，她正巧是幸存者之一。

科德尔也是幸存者，不过她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回避，与他们保持距离。在探访中，他觉得仿佛与她隔着一块毛玻璃，怎么都看不透她。

科德尔这种疏离的态度使里佐利十分苦恼，她说，“她怎么这样？她好像没有人类的情感。”

“她是一名外科医生，工作要求她要习惯保持冷漠。”

“冷漠得简直像块冰。两年前，她被绑架、被强奸，最后几乎被肢解。现在她却对这件事显得格外平静。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

路口亮起了红灯，摩尔刹住车，盯着十字路口看。汗顺着他的背不停地往下流，每到天气炎热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全身乏力。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迟钝、麻木了，现在他渴望着夏天赶快过去，盼望着冬天的第一场雪赶紧到来……

“嗨，”里佐利说，“你在听我说话吗？”

“她掩饰得很好。”他承认道，但他觉得凯瑟琳并非寒冷如冰，摩尔记得当凯瑟琳把两位被杀女性的照片还给他时，她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摩尔靠在椅子里啜饮着冰镇可乐。他又读了一遍《波士顿环球报》几周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拿刀的女人》。文中介绍了波士顿的三位女性外科医生——她们的成功以及她们面临的困难，另外还特别提到了她们在医学领域所面对的特殊问题。科德尔无疑是三人中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她不仅容貌秀美，专注的眼神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记者的镜头时，她的眼中满是骄傲和自信。这张照片和这篇文章配在一起，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她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他把文章放到一边，心想：对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不那么可靠。悲伤很容易就能被微笑和扬起的下巴掩盖。

他又打开了另一份卷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重读萨凡纳警方所做的有关安德鲁·卡普拉医生的报告。

当卡普拉还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一个医科四年级学生时，他就做了第一宗谋杀案。受害者是多拉·奇科内，一位二十二岁的埃默里大学的研究生。她的尸体是在校外公寓的床上被人发现的，当时尸体被绑在床上。尸检时，在她的体内发现了迷奸药氟硝安定，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迹象。

显然，是被害者邀请凶手进入了她的房间。

服下迷奸药后，多拉·奇科内就被尼龙绳绑在了床上。她的叫喊声被贴在嘴上的强力胶带减弱了。凶手先强奸了她，然后开始对她实施切除手术。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她一直活着。

当凶手完成切除手术后，还不忘留下纪念：自左向右割断了她的喉咙。尽管警察化验了凶手精液的DNA，但仍然没有什么头绪。因为多拉是个比较开放的姑娘，喜欢在本地的酒吧流连，而且经常把一些她在酒吧里刚认识的男人带回家。

在她遇害的那个晚上，她带回来的那个男人是一个叫安德鲁·卡普拉的医科生。但直到远在二百英里外的萨凡纳市又连续发生了三起女性凶杀案后，警察才对卡普拉产生了怀疑。

在六月的一个闷热的夏夜，杀戮终于告一段落。

三十一岁的凯瑟琳·科德尔是“萨凡纳河畔医院”的首席外科专家。那天晚上她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打开门，她看到实习医师安德鲁·卡普拉站在走廊里。当天白天，她曾为卡普拉犯的错误责备了他，卡普拉声称来这里是想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希望能进屋和凯瑟琳促膝长谈一番。

几杯啤酒下肚，凯瑟琳对卡普拉作为一名实习医师的表现做了一番评价，包括他犯过的所有错误，以及因为疏忽对病人造成的伤害。在交谈中她直言不讳地告诉卡普拉，他的实习成绩不及格，不能继续完成他的外科课程。之后，凯瑟琳离开客厅，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后继续和卡普拉交谈了几句，然后将面前的啤酒一饮而尽。

当她的恢复意识时，她发现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身体被尼龙绳绑在了床上。

警方的报告描述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所发生的可怕场面。

卷宗里还有一些案发后她在医院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眼神空洞涣散，脸上有擦伤的痕迹，皮肤有些肿胀。看到这些照片时，摩尔只能想到一个通用的词：受害者。

现在，重读科德尔的口供，他的脑海中仿佛能听到她的声音。这些供词不再属于一个陌生的受害者，而是一位他认识的女性。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把双手挣脱出来的，我的手腕全都蹭破了，因此我很可能是依靠腕力挣开绳子的。很抱歉，我有些记不清了。我只知道自己必须拿到一把解剖刀，因此我拼命地去够托盘里的刀。我必须在安德鲁回来之前，把身上的绳子割断。

我记得自己当时滚到了床的一侧。一半身子落到了地板上，头被撞得很疼。然后我就开始找枪，那把枪是我父亲给我的。萨凡纳连环杀人案中的第三个女人被害以后，我父亲坚持要我把枪留在屋里。

我爬到床底下，找到了那把枪。我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我有些不能确定，不过我肯定击中了他。是的，我做到了。他们后来告诉我，我开了两枪，我想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摩尔放下案卷，开始沉思科德尔的口供。弹道分析证实那两颗子弹确实是从她父亲登记的枪里发射出来的，事发时枪就放在床边。分析人员在科德尔的血液中发现了氟硝安定，这是一种使人失忆的药品，因此她的记忆很可能会出现空白。当科德尔被送到急诊室时，医生说她显得有些迷惑，这可能是由于服用药品引起的，也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刺激。医生认为只有重击才能造成她脸上的伤痕和浮肿，但凯瑟琳一点儿也记不起她是如何受到重击的了。

摩尔又翻出了案发现场的照片，安德鲁·卡普拉仰卧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在腹部，另一处在眼睛上，都是近距离射击。

他对这些照片看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着卡普拉尸体的位置和血迹的图案。

接着他又拿出卡普拉的尸检报告，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两遍。

然后他又看了看案发现场的照片。

他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科德尔的口供说不通。

突然一份报告落到他的桌子上，他抬头一看，里佐利来了。

“你拿到这份资料了吗？”她问。

“这是什么？”

“埃伦娜·奥尔蒂斯伤口附近发现的那缕头发的分析报告。”

摩尔将报告迅速浏览了一遍，对里佐利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一九九七年，波士顿警察局的各个部门都搬到了一起——位于罗克斯伯利区施罗德广场的一栋崭新的综合楼。警员都把自己的新家称为“大理石宫殿”，因为大厅是用光洁耀眼的花岗岩建造的。这里流传着一句笑谈：“要好好用上几年，这里才能像个家。”这里和你通常在电视上所看到破败的警察局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幢明亮而又现代化的建筑，无处不在的窗户使大楼里光线充足。重案组办公室里铺着地毯，配有许多台电脑，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个商务办公室。警员们最满意的就是，施罗德广场把波士顿警察局的各个部门又都集中在一起了。

重案组的侦探只要在走廊里走上几步，就能进入大楼南翼的实验室。

在“毛发和纤维”分析区，摩尔和里佐利正看着法医埃琳·沃尔奇科从证据袋中筛选出样品。“我只需要处理一根头发就行了，”埃琳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会告诉你什么。好了，过来看吧。”她按照编号找到了埃伦娜·奥尔蒂斯案件对应的证据袋，从里面取出一个显微镜载物片，“我想让你们瞧瞧在透镜里能看到什么。上面的数字代码已经写进报告里了。”

“这些数字吗？”里佐利低头看着载物片上一系列长长的数字代码。

“是的。每一个代码描述头发一个不同的特征，从颜色、头发的卷曲度到所有的微观特征。A01这个代码说明头发的颜色是深金色，B01代表头发的卷曲直径小于八十微米，几乎可以说是笔直的。这根头发长四厘米。但遗憾的是，这缕头发已经进入了衰老期，因此上面没有上皮组织。”

“你的意思是从上面不能查到DNA。”

“对。衰老期是头发根部生长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头发会自然脱落，换句话说，这缕头发不是被拽下来的。如果在头发的根部能够发现上皮细胞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细胞核来做DNA分析。但这缕头发上找不到可以利用的细胞。”

里佐利和摩尔对视了一眼，露出失望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