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奈德不耐烦地向我摆摆手，说：“她没事，不用管她。不过医生希望她多站一站。”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她依然站在那里，看上去一脸疑惑和沮丧，就像一个刚刚学会借助床栏杆使自己站起来，但却又不知该如何坐回去的婴儿一样。

斯奈德先生不再理会她，两腿大张着坐在长沙发椅上。他的大肚子像行李袋一样填满了他双腿之间的空间，整个身躯就像穿着一件假肚皮的小丑衣服一样笨重。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四十年了，”他对我说，“一九四三年，我们花了四千美元买下了这幢房子。你肯定从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现在这儿值十一万五千美元。这还只是地皮钱，不算房子。他们可以把房子推倒，然后在这里随便盖什么都行。天哪，她拄着拐杖居然进不了卫生间。隔壁伦纳德家的房子差点卖了十三万五千美元，可惜没能达成交易。这几乎击垮了他。我真为他难过。房子烧了，老婆也死了。”

他一直不停地说，我则用心记。这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原本以为要扯上几句谎话，才能巧妙地把话题从伊莱恩的下落引到隔壁的谋杀案上，但坐在这儿的这位奥里斯·斯奈德先生却主动将此事和盘托出。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看着我。

“你已经把房子卖掉了？我看到了房前的横幅。”

“卖了，”他心满意足地说，“等孩子们把这里收拾好之后，我们就搬到养老院去了。我们已经预定过了。她年纪大了，有一半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如果这里发生了火灾，她只能躺在这里干等着被烧焦。”

我扫了他老婆一眼，她的膝盖明显有些弯了。我真担心她会昏倒，但他似乎却不怎么在意她。她似乎就像客厅里的一棵树一样。

斯奈德继续他的演讲，仿佛有看不到的听众向他提出了问题。“对，我把它卖了。她可能会大发雷霆，但是这房子在我的名下，我才是真正的主人。当初是我付了四千美元买下来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回报，不是吗？”

“不错呀。”我边说边再次看了他妻子一眼。她的双腿开始颤抖起来。

“你为什么不回到床上去呢，梅？”他说道，一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一边看着我。“她耳朵背，一会儿能听见，一会儿又听不见。上星期她把拐杖挂在杂物间的门上，站了四十六分钟才把拐杖拿出来。你说她呆不呆。”

“需要我扶她到床上去吗？”我问道。

斯奈德挪了挪屁股，侧身站了起来，朝妻子走去，并冲她大声喊道：“去床上躺一会儿，梅。过会儿我会给你拿些蛋糕吃。”

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脖子看，但我敢说她肯定听清了她丈夫对她说的话，心里有些不快。

“你为什么又开灯了？现在还是大白天呢。”她对他说。

“不就是五分钱嘛。”他回答道。

“什么？”

“我说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你该上床睡觉了！”他大声喊道。

“好吧，”她说，“我想我也该休息了。”

她费力地把拐杖转过去，吃力地移动着脚步。她的眼睛扫过了我，似乎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我。

“你是谁？”

“是个女的，”斯奈德插嘴说道，“我正在和她说伦纳德的倒霉事。”

“那你告诉她我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了吗？叮叮当当的，害得我一直没睡好。好像是往墙上挂照片的声音……砰、砰、砰……我必须得吃颗药，那声音让我头疼得厉害。”

“那不是同一天晚上，梅。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能是同一天晚上，因为当时他并不在家，这种事当然应该由他来干。还有，窃贼才不会跑到别人屋子里挂什么照片呢。”

他又抬头看了看我，并用食指在太阳穴边上绕了绕，暗示我她精神有问题。

“砰、砰、砰。”她边走边喃喃自语，拐杖杵在面前像个衣架一样。

“她的官能全部丧失了，”他回头对我说，“经常小便失禁。我不得不把餐厅里所有的家具都搬出来，然后把她的床放在橱柜旁边。她让我整天都神经紧张的，我倒宁愿和一堆肉生活在一起。”

“谁在门口？”她肯定地问道。

“没人，是我在自言自语。”他回答道。

他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走到门厅。尽管他啰嗦个没完，但有他在还是让她心情平静了一些。在任何情况下，她似乎都不知道他那一肚子的怨气或他那有点儿苛刻的态度。我在想，他是不是就站在那里，看着她用了四十六分钟才把卡在杂物间门上的拐杖拿出来。婚姻是否最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曾见过老夫老妻相互搀扶，蹒跚着走过街头，但或许他们关起门来也会吵架。我已经结过两次婚了，但每次都以离婚而告终。有时我会为此而深深自责，但是现在我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也许离婚对我来说并非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一个人变老，也不愿与任何一个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过的人白头偕老。我并不觉得孤独、不完整或不充实。但我也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一话题。这可能就是其他人，尤其是男人，对我敬而远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