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和外交家1783年，杰斐逊被选入联邦议会。在驻国会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各项重要工作，是各项进步立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在审查、通过对英和约的工作中扮演了领导人的角色；设法使国会通过了采用货币十进位制的议案。他还草拟了1784年法案，对如何组织西北领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甚至提出了废止奴隶制度的主张，虽然他本人是一个大种植园主。

1784年5月，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美国革命的支持，杰斐逊携女儿出使欧洲。在欧洲生活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之一。最初，他与自己十分仰慕的富兰克林先生一起工作，设法与欧洲各国协调商务关系，并与北非诸国交涉海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杰斐逊与富兰克林的关系十分融洽，这一交往也使他终身受益。此时期，约翰·亚当斯也在欧洲，虽然他与杰斐逊的政治观点大不相同，但他们的合作还是相当愉快的，起草《独立宣言》时的友谊得以延续。第二年他出任驻法公使，以接替离任的富兰克林。在他的努力下，美法之间达成了一项领事条约，虽然法国并未放弃贸易排外主义，但美国从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美法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杰斐逊还与一位美丽高雅的女画家玛丽亚·哈德菲尔德·科斯韦夫人邂逅，两人情趣投合，相互敬慕，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结为挚交。杰斐逊对欧洲的古老文化十分倾慕，游览了许多国家，那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遗迹和一座座历史名城常常使他流连忘返。他还对欧洲的科学研究和经济状况做了一番考察。但封建专制制度下旧大陆的黑暗落后和愚昧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的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和农业理想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由酝酿而爆发，他希望法国革命取得成功，由此而产生了丰富美好的政治联想。但他也对形势的发展过快和恐怖的出现感到担忧，并警告法国友人，不要因冒进而失去已取得的成果。他甚至一度认为，此时的法国尚不具备建立共和制的条件，君主立宪是合适的选择。杰斐逊不断把搜集的有关法国革命的动态详细汇报给国内。与此同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剧变，过度的民主和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起义爆发。对此，杰斐逊发表了与美国当权者截然不同的见解

经常有点小小的叛乱乃是一件好事 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美国制定《联邦宪法》时，杰斐逊把它与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对比，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和疑虑，担心这部 保守的宪法 会动摇美利坚民族的民主理想和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他指出，总统可以连任的规定会产生 荷兰式的国王 （意即终生制）。所幸的是，美国政坛中的两派迅速弥合了分歧，决定制定《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补充。闻知此讯后，杰斐逊才转变了态度。

国务卿杰斐逊原想卸任后即退隐蒙蒂赛洛，但华盛顿盛情邀请他出任首任国务卿之职。在纽约，他深刻感受到了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气息，惊异地发现，许多上层人士竟主张建立英国式的政体。他对华盛顿讲究礼节和尊严的贵族派头也表现出极大反感。

上任伊始，杰斐逊受到总统的极大信赖，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他组建了国务院，不仅主持外交工作，而且还分管许多国内事务，如管理领地、保管国家文献、与联邦法院联系、掌管国玺、普查人口、铸币等。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工作是在杰斐逊的谋划和指导下起步的。那时国务院的规模很小，只有七个半工作人员，办公室设在百老汇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所以杰斐逊的工作比较忙碌，许多事情都要事必躬亲。这似乎成了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林肯时代。但纵观此时期的国务卿，大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其中有六个人后来当上了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