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贫困加剧了自然灾害，贫困、有毒工业、无政府状态的交通以及不断被毁坏的基础设施的相互作用则制造了新的和完全人为的灾害。据都市理论家马修·甘迪（MatthewGandy）所言，如此之多的第三世界城市杂乱无章的形式－－“城市分形图形”*－－抵消了城市生活的环境效率，并滋生了经常使都市人恐慌不已的小灾难，如墨西哥市、开罗、达卡和拉各斯。（甘迪解释说“拉各斯并不真正作为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城市而存在；其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其许多构成部分是各自为政的……”）城市规划的所有经典原则－－包括对开放空间的保留，分隔有害土地与居住用地－－在贫困城市都是无法实现的。地狱般的分区条例使得危险的工业活动和交通基础设施周围就是密集的棚户群。几乎每一个（至少是那些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型第三世界城市都有一个位于管道、化工厂和精炼厂附近，时刻遭受污染的贫民窟但丁式（Dantesque）地区：墨西哥的伊兹塔帕拉帕（Iztapalapa）、圣保罗的库巴陶（Cubato）、里奥的贝尔伍德洛克索（BelfordRoxo），雅加达的舍巴巴尔（Cibubur），突尼斯的南部边缘和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西南部等等。

在其关于南部贫困城市的书中，杰里米·西布鲁克编年了夹在码头、化工厂和高速公路中间的曼谷港口贫民窟克朗托伊（KlongToey）残酷的灾难日历：1989年，一场化学爆炸使数百名居民中毒；两年后一个化学仓库爆炸使得5500名居民无家可归，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死于神秘疾病；火灾在1992年毁坏了63户人家，1993（另一场化学爆炸的那一年）烧毁了160户，1994年烧毁了几百户。他们患上了吉塔·维尔玛所称的“垃圾场综合症”：镀金、染色、涂底、鞣革、电池回收、铸造、汽车修理、化工制造等有毒工业活动的集中污染。这些是中产阶级无法忍受出现在他们自己居住区中的。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关注到这些地区的环境健康，特别是这些地区多重毒素和污染物质所引发的增效作用。

通常，仅仅在贫困和有毒工业以巨大的因果关系爆发出来时，世界才会注意到它们的致命混合－－1984年是“恐怖年（annushorribilis）”。2月份，圣保罗“污染谷”库巴陶的一条煤气管道爆裂，烧死了近旁一个贫民窟的500多名居民。8个月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的液化天然气工厂像一颗原子弹一样在墨西哥市的圣朱阿尼科（SanJuanico）贫民窟爆炸，导致2000名左右的贫困居民丧生（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

数百人在睡梦中死去。他们甚至在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丧生。巨大的火焰从附近的天然气工厂冲天而起，一直升到数千英尺的高空。人们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完全没有逃生之路。人们跑过街道，一些人的衣服和头发着了火，所有人都恐怖地尖叫。太阳还没有出来，但火焰的光芒使这个场景亮如白昼。

不到三周后，中央邦（MadhyaPradesh）省会博帕尔（Bhopal）的联合碳化物厂（UnionCarbidePlant）释放了其臭名昭著的、致命的甲基异氰酸盐烟。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2004年的研究表明，7千到1万人当即死亡，另外1.5万人在几年后死于相关疾病和癌症。受害者是贫民中最穷的人，主要是穆斯林。杀虫剂包装厂－－“一种相对单纯和安全的活动”－－曾建在一个已经长期为擅自定居者占据的地区。随着这个工厂的扩展并转向为更危险的杀虫剂生产，贫民窟萌生在其周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死在大街上，贫穷的擅自定居者们才意识到工厂究竟在生产什么。这正是大量甲基异氰酸盐烟所导致灾害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