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危险区域的富裕城市如洛杉矶或东京，能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和“艰巨工程”减少地理或气象的风险：如利用土工织物网络、泥浆、岩石栓、漫滩阶地和重整坡度来稳定滑坡、通过钻挖深度排水井和排水管来排干饱和土壤、利用小型堤坝和盆地来拦截砂石流、把暴风雨径流量分流到广大混凝土渠道和下水道系统中等等。国家洪灾保险项目，以及跨地区的火灾和地震保险，保证了重大灾害事件中的居民区修理和重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缺乏饮用水和厕所的第三世界贫民窟不可能得到昂贵的公共工程的保护或灾难保险的覆盖。研究者们强调指出，外国债务和随之而来的“结构调整”使得“产品、竞争和效益，不利的环境后果以及潜在地容易导致灾难的居住区之间的权衡”越发困难。“脆弱性”只不过是（常常面临外国资金压力的）政府有意忽略环境安全的同义词。

然而政府干涉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风险繁殖。在2001年12月，阿尔及利亚的巴勃圣乌尔德区（BabelOued）、弗雷斯瓦隆（FraisVallon）和布思弗雷斯尔（BeauxFraisier）等贫民窟都遭到破坏性的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持续36小时的暴雨冲刷着山坡和低洼公寓区中脆弱的棚屋，造成至少900人死亡。面对滞后的官方反应，当地人特别是青年人采取了救援措施。三天后，当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Bouteflika）最终露面时，愤怒的居民们高呼反政府口号。布特弗利卡告诉受害者们，“灾难只是上帝的意志。人对此无能为力。”

当地人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正如基层工程师当即指出的那样，山坡居住区是迟早要发生的一场灾难：暴雨是这种脆弱建筑的致命伤。由于建筑质量低劣、年久失修和无人照管，整个国家的这种住房建筑都遭受雨灾。此外，更重要的是，许多灾害是政府抗击伊斯兰游击队战争的一种直接后果－－为了捣毁叛乱分子的藏身之地和逃跑路线，当局砍伐了巴勃圣乌尔德山上的森林并密封了下水道。社会科学家阿泽丁·拉雅希（AzzedineLayachi）写道：“堵塞的排水管道使得雨水无处排放。腐败当局还允许在河床上修建棚屋和其他建筑，以公共安全为代价养肥了私人承包商。”

比滑坡和洪灾更严重的是地震对城市住房危机的严峻考验。尽管一些长波地震－－如1985年的墨西哥市地震－－只波及了高层建筑，但因地震而引起的破坏经常可怕地命中品质低劣的砖、泥或混凝土住房，特别是当其与滑坡和土壤液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地震灾害是非正式住房魔鬼交易的最好罪证。杰弗里·佩恩强调，“对规划规范和标准的散漫态度曾使得土耳其城市贫民在几十年中相对容易地获得了一些土地和公共设施，然而对于加强建筑规范的散漫态度则导致了1999年大地震中大批建筑物的致命伤。”

灾害地理学家肯尼思·休伊特（KennethHewit）宣称，地震在21世纪摧毁了超过1亿户住房，主要是贫民窟、廉价公寓区和贫困乡村。地震威胁在大多数城市分布如此不均以至于“阶级地震（classquake）”一词被生造出来描述地震破坏的偏振模式。

也许，这一问题的最惨明证是使得120万人流离失所的1978年2月危地马拉(Guatemala)大灾难。在危地马拉市，几乎所有被毁坏的5万9千所住房都位于城市贫民窟，它们建在深谷、悬崖上下，不稳定的陡崖或新近形成的火山灰堆积层上。城市其他地区和更富裕居住区中的损失均可忽略不计，因为它们都位于更稳定的地理位置。

世界上大部分城市人口如今都集中在（或靠近于）地层构造板块边缘，特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数十亿人处于地震、火山、海啸、暴雨和台风的危险之中。如果说2004年12月苏门答腊（Sumatra）大地震和海啸是相对少见的事件，其他灾难则是下个世纪所无法避免的。例如，伊斯坦布尔的一夜建成区是沿北安纳托利亚（NorthAnatolia）不断恶化的体系的“开口拉链（openingzipper）”向西扩展的地震的最终要害。同样，利马当局预测至少10万幢建筑物－－大多数在贫民窟（西班牙语：turgurios）和城市贫民窟－－将会在下个时代某个时候的大地震中坍塌。

但是城市贫民并没有为地震或洪灾而寝食难安。他们的主要焦虑是另一种更经常和无所不在的威胁：火灾。贫民窟－－而非课本上宣称的地中海灌木丛或澳大利亚桉树－－是世界上最易燃的。对同时发生的燃烧来说，易燃的住房、超常的人口密度以及依靠明火来取暖和煮饭等因素的混合是一种最佳组合。一次小小的煤气或煤油事故可能迅速变成一场毁掉成百甚至上千所住房的大火。火势以超常速度沿着棚户蔓延，救火车，即便它们作出反应，也常常无法进入狭窄的贫民窟街道。

然而，贫民窟火灾通常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事故：与其承受法律程序的高昂费用或忍受官方拆迁?的漫长等待，地主和开发商们经常选择简单易行的纵火。马尼拉特别以可疑的贫民窟纵火而臭名昭著。杰里米·西布鲁克解释说：“1993年2月和4月间，发生了8起贫民窟重大火灾，包括对烟雾山、阿诺玛海滩（AromaBeach）和纳沃塔斯（Navotas）等贫民窟的蓄意纵火。受到威胁最严重是码头附近地区，那儿是扩张的最终极限。”

埃哈德·伯恩补充说，菲律宾（Filipino）地主们最喜欢选择一种叫做“热拆迁（hotdemolition）”的方式：驱逐一只“浸透煤油的燃烧着的活老鼠或猫－－狗死得太快了－－进入一个麻烦的片区……这种方式引起的火灾很难扑灭，因为不幸的动物能在临死之前惹燃足够多的棚屋。”

在地价暴涨的印度灰姑娘城市班加罗尔，贫民常常住在错误的地方，纵火也被用作城市复兴的手段（拉丁语，adbac）。汉斯·申克写道：“这些火灾，有些被认为是由能获取（部分）政府补偿金的贫民窟领导者所组织；有些是与政党相关的黑帮所为，以清理\'不受欢迎的\'城市贫民；有些是因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想要以一种简易方式清理他们土地上的（非法）擅自定居者并\'开发\'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