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教堂中厅的地板上响起，时不时地发出令我自责的回声。我走进圣温西斯的小教堂，那块游人本可以自由逡巡的地方，如今被一条天鹅绒带子拦了起来，对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道禁忌虽看着客气却不可忽视。葬在此处的是温西斯一世，一位值得赞颂的君主，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第四代国君，935年，他那可恶的哥哥博莱斯拉夫下令将其谋杀于这块圣地。旅游手册上说教堂内室墙裙上的“c1372”字样是用宝石镶嵌成的，果然如此；那个简洁精致的“c”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温西斯小教堂的北门有一只动物——别人告诉我那是一头狮子①  ——嘴里紧紧衔着一口铜钟，据说国王被害时紧贴着这扇门。     

把教堂看做是慰藉和避难之所，对此，我一直深感惊讶。相反，对我来说，尤其是这个庞大的天主教教堂，似乎是一个只与痛苦的赎罪和流血仪式相关的毫无感情的纪念碑，峭硬、冷漠、无情，华莱士 · 史蒂文斯关于“古代殉道者的神圣沉默”的说法使其更显沉重。多年前，一个暮色微沉的黄昏，我曾在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旁听过一次唱诗班的彩排，当时，我吃惊地发现，我7岁的儿子因为恐惧站在我的旁边悄悄地哭泣。我尝试着安抚他的时候，想起童年，虔诚的母亲常常强迫我长时间站在这种地方。瞬间，我从一个父母都是无神论者的小孩子身上看清了一个景象：那些愁苦的雕像、褪色的玻璃窗上侧目而视的殉道者画像和色彩斑驳的一排排旗帜，以及雕刻而成的布道坛……一切都散发着狂热而令人惊惧的气息——拉金说的没错。儿子后来告诉我，最让他害怕的是唱诗班的领唱在歌曲的间奏中，对着话筒发出的一阵阵低沉的宣告与激励；它们听起来一定很像上帝在天上发出的怒责，厌倦而可怖。

但我知道，倘若此事发生在几百年前，我的儿子站在这个地方，除了敬畏和好奇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之情。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灯火通明，几乎成了不夜城，外界事物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感觉造成冲击，荧光频闪的银幕、巨大的广告牌、流行音乐、层出不穷的香水、质地精良的织品与光滑柔软的皮货……走出世界，走入教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约翰 · 怀兹达在《中世纪之秋》的首页上写道：

500年前，所有的事情较之于当代，其形态都更为确切清晰。忧与喜、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大，无论忧伤还是喜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每种经历都是明晰而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宁静与喧哗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夏与冬的对立，这种对立远比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更为强烈。在现代都市里，我们难以找到完全的黑暗和绝对的沉寂，总有一缕淡淡的灯光或者一声遥远的呼喊打破那种纯粹。

圣维特大教堂在许多年前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奇异创造，金色的入口金光闪烁，雄伟的大门与高耸的窗户在开合间变换着来自天国的光线。幽昧的颜色、响亮的声音、薰香的气味、上千支燃烧的圣烛，还有钟声……怀兹达写道：“每日钟声敲响，似乎都与圣徒有关，它用众所周知的声音宣告着悲哀与欢喜、宁静与焦虑、召集与训告。”

里佩利诺啧啧有声地评论说：“在布拉格小说家笔下那些病态的人物形象中，大教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梅利克那部阴森而不乏滑稽的小说《格来姆》①中，一个重要的场面就发生在圣维特大教堂里，在“细弱的蜡烛味和薰香”之间。甚至连一向对超自然事件无动于衷的扬 · 聂鲁达，在记述玛拉 · 斯塔纳地区淳朴山民的言行时，也被山上与众不同的灰石头所吸引，回来后，他注意到石头的坚实并未受到任何削弱，相反，“在每个礼拜堂，你都能发现它与敬拜的神香和塑像配合得相当默契”。在聂鲁达的小说《圣温西斯的弥撒》中，叙述人回忆自己当年做服侍圣坛的男童，他和朋友们都知道一件事，每天夜半——还能是别的时间吗？——当钟声在教堂里回响之际，就是圣徒温西斯重回教堂，在高高的圣坛上做弥撒的时候。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藏在已经上了锁的教堂里，想要一睹圣徒温西斯的鬼魂做的弥撒。夜晚，最后一缕光线消失了，午夜降临，“一块仿佛蛛网的东西在教堂中厅的上空飘浮，闪着银色的微光”，孩子霎时被巨大的恐惧攫住，“我感觉黎明前的黑暗与寒冷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含混不明的情绪突然向我袭来，然后它就被一种更猛烈的力量击碎——那就是恐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可我就是害怕，我的内心幼小、脆弱，根本没有自我支撑的力量”。

布拉格作家都喜欢吓唬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代人尤其如此，他们酷爱神秘与怪异。如里佩利诺所言，他们的小说“一再重复那种令人深感压抑的感觉，这源自于西班牙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16和17世纪的哈布斯堡皇室，包括鲁道夫，都曾接受过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们的教育），芜乱不堪、令人胆寒的伤口，破裂的肢体，喷涌而出的鲜血，个神秘景象是恐惧的来源”。他从一本听起来不太靠得住的、出自吉利 · 卡拉斯科 · 赞 · 利沃维科之手的《曼弗雷德 · 马克米林的小说》1907年中，找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生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