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局局长安德烈·尚松写道，对于未能让我如愿查阅里永法庭② 的文件一事，他“深感遗憾”。“但是，”他接着写道，“对于‘五十年保密法令’，尤其是在涉及到上次大战和占领时期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时，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严格遵守。”尚松的遗憾是真诚的。他是一位着名作家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了解作家的难处。不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法律。甚至着名的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教授皮埃尔·勒努万－－他本人就是战后整理公布国家机密文件的总负责人－－也在一九五八年时抱怨“法国的档案……迄今未能供人查阅，即使是对于特许的研究者”。雷诺和达拉第则向我抱怨说，由于这项法令，他们甚至不能查阅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取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文件。然而，雷诺肯定拿到了他的大量文件，因为在他所发表的回忆录中，此类材料比比皆是。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着名的－－或如他们所言是“臭名昭着的”－－五十年保密法令恼怒不已。然而，和他们一样，我最终发现，大部分机密材料都可以在不违反禁令的情况下搞到。就拿那些政要和将军们来说，尤其是后者，他们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或在战后审判法奸 －－ 特别是对贝当和赖伐尔的审判－－的法庭上宣誓作证时，或在接受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期间应付让人筋疲力尽的讯问时，都大量地使用了这样的材料。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被国民议会授权调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它听取证词、搜集证据达五年之久。司空见惯的场面是，前内阁部长、外交官和陆海军将领在委员会中露面，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扎扎他们所保存的机密文件，并用这些文件为他们的案子作证。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数百份关键性文件，其中许多是被讯问者留下的，另外一些则是设法从不情愿的政府那里搜挖来的。在该委员会所公布的九卷证据材料中，包括了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年代里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所提供的证据。这些经过反复深入调查而取得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巴黎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之前，案头的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从文件和证据的密林深处开辟一条通往明净之地的道路，是要花费些工夫的。

　　 一九四一年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所谓“威廉大街① 文件”，涉及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三日之间与法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具有相当宝贵的价值。这些文件是从法国外交部的一千八百箱机密文件（ 显然是未被烧毁的全部文件 ）和三十箱机密军事文件（ 包括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担任法军总司令的甘末林将军的许多文件 ）中挑选出来的。一九四○年六月，德国军队在一列法国火车－－它因空袭而受阻于卢瓦尔河畔的一个村庄附近－－上发现了这批文件。② 为了证明这批名为《 法军总司令部秘密文件 》的东西的真实可靠性，德国外交部随书刊出了文件原件的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