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绝望，安东尼·特罗洛普写道，感悟到了悉尼港的美，却无法表达出来，呈现给读者。它为陆地所环绕，就此而言，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与其匹敌，连相似的都难得一见。都柏林湾、斯培西亚湾、纽约，以及爱尔兰的科克角都风景如画，还有班特里海湾，海滩连绵曲折，非常可爱。但这些地方，无论是地形、色彩还是多样性，都无法与悉尼相提并论。我没去过那不勒斯，也没去过里约热内卢和里斯本，但根据描述和图片，我很自然地认为，它们都没有悉尼那一湾可爱的海水。     

从纽约回家，在波音747靠走道的座位上，虽然看不到悉尼港，但我仍然来回扭动，伸长脖子，拼命向下张望，一如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几位乘客。他们肩膀宽阔，身穿带有星条旗图案的运动服，甚是壮观。作为武术队的成员，他们对这次旅行热情颇高，自从十三个小时前离开洛杉矶时就喧闹异常，激动不已，一直挑战我所服安定片药力的极限。服了两粒十五毫克的胶囊，喝下四杯红酒，我最终才睡着。我们之前的对话很简短，只知道他们想在悉尼赢得几枚奖牌。他们也知道我住在纽约城，但我想他们肯定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正急着想先瞥一眼家乡的样子。

家乡？我直到四十岁才搬到悉尼，那时随行囊同来的，还有墨尔本人典型的不信任感，以及对这个粗俗不堪、以流放犯闻名的小镇的不信任。我在波尔曼租了一间半独立的小屋，雨天渗漏，摇摇欲坠，因为我知道，即便妈妈是对的，即便悉尼就像里伯伦斯，但只要早上醒来时，能看到外面的港口，我就不会后悔来这儿。小屋在波尔曼的码头地带，在斯坦纳的船坞和考泰克斯终点站之间。波尔曼在郊外，以前是工人聚集的地方。面包房的窗户上挂着一片片的香草，还有低档的餐馆、昏暗的啤酒吧，光顾的都是码头工人、三教九流、罪犯、警察，还有一位古怪的神话作家，他总是很忧郁地和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攀谈，讲述波尔曼限制区的所谓真实生活。

作家？对，但那几年里波尔曼还有一个繁忙的码头，从我的废弃的园子里，可以看到吃水很深的棕色工作船、油轮、集装箱船，还可以闻到燃料味，也能看到狐蝠像托尔金所著《魔戒》中的多翼精灵一样，在炎热的亚热带的夜空中盘旋不散。马戈·哈奇森，他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总是和我并排躺在港口边的一块垫子上。油腻而闪耀的黑夜与船只发电机声一起跳动。

现在，二十七年后，一个侨居美国的异乡人，要对两千英尺之下的这个城市做出一番议论。飞机上播放的录像显示，悉尼只有三英里远了，但波涛起伏的太平洋仍被低云笼罩，当我们破云而出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里。我们无法沿着我梦想的路径飞行，那条路会直接将我带到悉尼湾口，两处高耸的黄色断崖之间，他们称之为岬角。

这些明亮的黄色断崖显示了城市最深处的DNA结构，那就是，这是一座砂岩城。或黑或褐的灌木丛中，老悉尼流放犯的大楼中，所有沿港街道那些残存的陡峭围墙中，砂岩随处可见。悉尼砂岩有诸多特色。它软且容易塑造（对流放犯而言，砂岩就是一个人，在鞭挞中哭喊呼号，灰飞湮灭）。砂岩还很容易渗水，首批定居者就是用砂岩来滤水的。悉尼的雨季，就像香港的雨季一样变化多端，但雨水很快排干，只留下一层又薄又干的表土层，其营养成分早就被滤走了。这反过来也决定了何种植物能在此生存繁盛。

营养物质如此稀缺，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写道，植物就更不能在食草动物身上损失叶子。所以，植物用一些混合毒素捍卫自己的身躯。正是这些毒素使得灌木带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桉树的防腐气味以及薄荷丛的刺激性气味。当这些植物的叶子脱落时，土壤里的降解体很难消化它们，因为它们充满了毒素。枯叶积在排水极快的沙土上，一直到炎热的季节，然后，在炽热北风的煽动下，野火蔓延开来。

所以，悉尼空气中的这种芳香正是源于砂岩，也正是砂岩决定了人类在此定居的期限。有四万年之久，澳洲土著狩猎者和采集者对此地了如指掌，知道如何采集食物用来果腹，或是盛宴。但1788年开始渗透侵入的英国人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到了何处。他们开始耕种，就像在肯特郡或是萨里郡一样，但这儿的砂岩几乎让他们因此送命。饥饿，如果你想领悟的话，那正是悉尼黄色断崖所透露出的信息。这座让人心旷神怡的现代都市，沙滩、餐馆、帆船，还有酩酊的周五之夜，塑造它的却是一次次的创伤，伤口掩藏得很自然，你很容易忽略它们。如果你从纽约来，能注意到的恐怕全是生活的惬意，感觉当地人总是在度假。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也是为了这片土地，曾有一场痛苦的战争。土著伊拉部落，他们视悉尼为其领土，却被传染上天花，像苍蝇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局势很混乱。流放犯遭到鞭打。流放犯强奸伊拉族妇女。伊拉族男人捕捉谋杀流放犯。虽然两百年过去了，但历史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耀眼且难以置信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