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库克船长从未建议在悉尼湾定居下来。他所推荐的定居点，是向南五英里外的植物湾。但菲利普总督只看了一眼植物湾，就宣称不予考虑。一周之内总督勘察了悉尼湾，接着就把他的货物——流放犯——运上了岸。     

沃特金·坦奇这样写道：总督先生看到这些可怜的东西（流放犯）所处的糟糕境地，就下令圈出一块地，种植蔬菜以供他们食用。在这块地上撒下的种子，芽儿很快破土而出，一切看起来不错，前景很好，但很快就都枯萎了。

很有趣的是，现在悉尼的一些最好的蔬菜园就坐落在植物湾。人们不禁浮想联翩，如果当年菲利普总督听从建议，以植物湾为定居地，这座城市会是何种面貌，又会有何种特色呢。

但植物湾还是被废弃了，看着它，人们不禁觉得没有听从库克的建议，因此受到了惩罚。植物湾成了废弃之地，不管何人何物，只要是被遗弃的——死的、疯的、罪犯，或仅仅因为是土著的——就会被卷起来，扔到这里，再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它成了后院、后门，一个倾倒人类粪便的地方。现在成了机场，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用来做机场呢？

重回故土的那天，我掠过波浪起伏的植物湾，随着一阵很不舒服的颠簸，降落在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乘客欧·布赖恩，乘客菲吉斯。这是我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听到的几个词。乘客欧·布赖恩，乘客菲吉斯，请到机场内的服务台来。

那正式的带着官腔的风格刺痛了我的耳朵，提醒我的的确确回到家了。

乘客欧·布赖恩，请到服务台来。

我转头看了看康涅狄格州来的几位乘客，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有多么古怪，压根儿也不清楚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多么陌生的地方。当然他们也没觉得这种招呼方式冒犯了他们，但我突然充满了愤怒，更像是一个青少年，刚从寄宿学校回家，发现再也无法适应家里的生活了。见鬼！为什么我们用那种方式跟别人讲话？顾客？什么封闭会议室什么沉闷的会议能产生出这样的敬语来称呼国际旅行者？乘客欧·布赖恩！

你不能指望哪个好奇的游客能明白，这语言其实包含了我们历史的秘密。这是一个国家的讲话方式，从国家诞生时就没什么有产阶级，它的首批公民是从警察的报告中学会了交谈的礼貌用语：例如，现在我逮捕犯罪嫌疑人，我告知其法定权利，然后他应该安静地配合我的询问。

好了，算我有偏见。“乘客”一词足够得体了。你是我们的顾客。如果你是一个乘客，你会享受到服务。但是，见鬼，我们在服务方面一直有问题。

1958年，英国人普林哥在其盛气凌人但不失洞察力的《澳洲腔》一书中，对澳大利亚人有如下的论断：他们倾向于认为有礼貌是一种奴性。

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他继续写道。劳伦斯对此有绝佳的描述，那是在《袋鼠》的开头几页，当时萨墨斯正要找辆出租车。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这位杰出的英国科学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有一次让旅馆的搬运工，或是旅馆的打杂人员，把他的箱子从房间里搬下来。他被吓了一跳，因为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呢？你看起来块头很大嘛。”……澳大利亚人弄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壮，为什么不自己拿箱子。相同的逻辑也存在于这个近乎通行的习惯之中，那就是独自一人时，应该坐在出租车的前面。如果你坐到了后面，那暗示的是富人和专职司机之间的那种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坐到了后面，司机也不会说什么，但他会设法让你觉得自己犯了品位方面的错误。

实际上，普林哥似乎也无法说出为何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会有如此的思维方式。开始我很气愤，那真是愚钝，但最后，在其书中最后一页，我开始怀疑他的沉默是出于谨慎。他毕竟在悉尼工作过。他绝对清楚，悉尼的居民身上仍然带着流放犯的印记。但是，在《澳洲腔》的最后几行，他终于透露出在前面二百零二页的所思所想。他写道，在悉尼最隐秘的深处，在粗鲁、傲慢和自夸之下，是对人类苦难的记忆，是对那些造成苦难的人的愤恨。

悉尼的过去就是如此，既众所周知又被矢口否认，随处都是其埋葬之所，明显得如同我之前在诸位面前提到过的那种烦人的敬语“乘客”一样。在这个早晨，在晴朗蔚蓝的天空下，我回来寻访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