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下意识的模仿，她也把头发向后拢了一下，然后又向车里瞥了一眼。你不能说她很漂亮，但是很年轻，有着一双清澈而不设防的眼睛。     

那本不是你写的书，对吧？这么多页。

部分是，谢里登承认了。

他没糊弄我吧？她很急切地冲我皱了皱眉头，他真是作家？

他没糊弄你。

下面发生的事让你很惊奇。不到十分钟时间里，她跑回卡车的驾驶室，拿出一本拉塞尔·霍本写的《里德利沃克》来，书已经翻得很旧了，而他从自己的手稿里读了开头的一段给她听。最后，她提出要开车带我们去利斯戈的一处旧车处理场，看看能不能找一台奔驰发动机来。

由你决定，老兄，他说。

为什么是我？

你会错过和杰克的约见的。

花了一个小时才赶到利斯戈，但那儿连梅塞德斯的影子都没有，但两个人也没觉得很扫兴。维姬（那是她的名字）加大油门开着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赶往卡通巴郊外的“金星旧车处理场”，一路上，两个人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吼叫着攀谈。你从来没看过两个人有那么多共同的书，谢里登也没那么好斗，没那么容易受刺激了，而是变得很迷人，很有好奇心，也很热心。我都不知道他会这么真诚。

他在卡通巴火车站外和我握手告别时，我注意到他的婚戒奇迹般地消失了，他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我告诉过你的。

仪式结束后，我们五个慢慢地走过一条条街道，它们都是以英国海军军官或者首相命名的，又经过两座巨大的州政府大楼，大一些的那座是以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小一些的是以麦考瑞的名字命名的。后来我们开车经过码头，驶过花园岛海军修理厂的入口处，一直开到麦克里大街，我们认为那部分的悉尼应该也没有沉睡。但清晨六点的国王十字广场并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场景，它那源于毒品、罪犯和卖淫的喧嚣华丽在这个时候全不见了踪影。不过那家波旁威士忌牛排店还在营业，身着肮脏的斜纹棉布裤的年轻男男女女踉踉跄跄地走出店门，来到大街上。

快点，费克斯说，我们去吃点牛排和鸡蛋。

不，凯尔文说，这儿脏得像茅坑。

但说着我们已经犹豫着走到了门口，这时一个看起来很危险的店内门卫把一个号啕大哭的女子扭出了店门，送到了大街上。楼下有个乐队在演奏，我们走进侧厅的餐厅，这儿装饰着不协调的英国样式的小古玩，说它不协调是因为这家波旁威士忌牛排店的主人是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是诺根汉德银行的合伙人，还是中央情报局打出的幌子，据说1975年曾经积极参与了扰乱我们民选政府的活动。

走吧，凯尔文说，我们顺着这条路走，去克鲁兹酒吧。

伙计，这儿才是一个作为澳新军团日活动的延续的完美所在。

这怎么说？维姬问道。

1915年，我们为英国人流了血，六十年后，我们为美国人牺牲了政府，这儿就是当时开展活动的一个场所。

服务很差，菜更是让人恶心，即便是黑手党都不会在这种地方吃饭，凯尔文一边说，一边看着四周稀稀拉拉的食客。他们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没人过来搭理，手上只有一张薄薄的菜单，还有一杯温开水。

我们喝着水，又看了菜单，半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点菜，最后我们离开了波旁威士忌牛排店，走到了湿湿的街上，吵吵嚷嚷着继续寻找早餐。

克鲁兹餐厅，平常可以在那儿看见好多朋友，可惜还没营业。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路对面的热带风情餐厅，在这儿五个人吃着咸肉和鸡蛋，闲聊着，喝着咖啡，看着电视，再喝咖啡。但不管喝了多少的咖啡，还是找不出一个正当理由，解释为什么在热带风情餐厅的电视上竟然看见约翰·霍华德了。正好是黎明前，在加利波利，他和土耳其总理在一起，还有数千澳大利亚年轻人，他们到土耳其的土地上开展纪念活动。毫无疑问，正是在热带风情餐厅我们看到总理发表了讲话。我们听见他说现在我们和土耳其人是朋友。很久以前的这个事件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它塑造了我们国家，有一会儿，很短暂地，我没觉得自己是他的敌人。

然后我看了看维姬，只见眼泪在她眼里打转，只有在那时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所意味着的刻薄讽刺。

我们的总理可以拥抱，可以原谅曾经杀害了我们挚爱亲人的人们，所以他应该，但实际上他没有也不会，向被屠杀和虐待了两百年的土著澳洲人道歉。他在加利波利说，和土耳其人的战斗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他在国内说，和土著澳洲人的战争很久以前就发生了?战斗塑造了我们，而赢得了大洲的战争最好忘掉。

听着总理的讲话，维姬垂下了头，伸手在包里摸索着，我想她在找纸巾，但她摸出了一个小指甲剪。等她把勋章从上衣上除去时，很奇怪，她的目光变成非常的冷淡，很仔细地，或者说是满腹心事地，她把每个勋章上的彩带剪了下来，割成了线一样细的长条。

我们这些白人老头什么也没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看着她把那些扫进手心，然后丢进了面前的杯子里。

谢里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两枚勋章。

不要，费克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