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抛上快乐的云端，又被重重地摔入绝望的谷底。我脆弱至极，每日在煎熬中苟延残喘。没人能告诉我真相。我生活中唯一确定的东西就是牢房的四面墙壁，纹丝不动。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必须坚强地面对未来几年的生活，而要做到这点，就不能满脑子装着对婚姻的疑虑。所以，我给莉萨写了封信，提前终结这样的状况：“如果你想离婚，就离婚。”我得出结论，我们之间不会有完美的结局。我需要知道她到底何去何从。我指出，我还有三年刑期。我解释道，目前浑沌的状况让我在一天之内情绪剧烈波动达三四次之多，这让我三年的日子没法过。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让我手足无措。服刑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而离婚对我来说则是难上加难。当她不再给我写信的时候，我空虚至极，因为我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积极的事情上才能安然度过刑期，如果希望不是莉萨，那我得另辟蹊径。我让她做决定，选择绝对或者零。我需要确定的答案。当我被诊断出患上癌症时，我至少知道这是个确定的事实。我有一个起点。但当一个人处在不确定中时，他又能做什么呢？

伊凡：明确的期望才能让大脑正常运转。

尼克：没错。我写这封信可以让自己的头脑清醒起来，尽管这是个高风险的策略。最初，她的答复模棱两可，通篇陈词滥调。一个月之后，经过考虑，她做出了选择。我冒险写了这封信，因为只有了解了情况，我才有可能捱过我的刑期。

我曾见过有人在监狱的院子里向最锐利的墙边上撞，把脑袋撞开了花。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你每天早晨在华氏100度的高温中醒来，坐在那里没有盼头，无所事事。日子每况愈下，你却还有一千多天甚至更久的大牢要坐。有时候，我曾不堪重负，但是我还是悬崖勒马，控制住了自己。我还没傻到要自找罪受，可那段时间，我差点儿这么做。刑期将满时，我自信我能度过余下的铁窗生活，外面的世界会再次给我机会。服刑之初，尤其是那些整天被关押的日子最为难熬。

我意已决，律师就开始工作了。一年后，临时判决下来了，大约又过了六个月，正式判决下来了。这些法律事务——临时判决，正式判决——并没有影响到我，因为在情感上，我早就做了决定。

伊凡：是的，重要的是决定的那个瞬间。

尼克：是的。我的注意力转向“我要为了我的家人活下去，我要再次见到我的小妹妹，再见到我的兄弟，见到我的朋友们”。我拥有支撑我活下去的情感关系。莉萨并不是我的全部世界，我拥有更多稳定而长久的情感关系。它们是无条件的。但我确实需要转移我的注意力。从那时开始，再想起莉萨，我就不会再烦恼。我会把这样的情感写下来，把它们宣泄出来，这样就了结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再成为一对了。后来，我甚至对此感到欣慰。反正我们也不可能招架住我出狱后媒体施加的巨大压力。那时，我不常常回忆过去。现在，我拥有美好的生活；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和家庭，原来的朋友对我不离不弃。的确，希望在逆境中产生。回忆过去时，我会想那些好的方面，例如我知道我拥有战胜生活中一切困难的力量。我不再为早先发生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惶惶不可终日。甚至现在，记者们仍然会问我关于莉萨的问题。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也不在乎。她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新生活。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好好把握住它。

伊凡：很多记者都练就了在事件背后挖掘个人生`活题材的本领。也许这并没有什么错，但它往往有损于报道的准确性、真实性、和信息量。女人对爱情故事和生活感兴趣，男人则对分析、事实和寓意感兴趣。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

尼克：我同意。另一个被频繁问及的事是我和莉萨的“分手”形式，美国人对此特别感兴趣。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必须当面“分手”。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纯粹是协助人们“分手”的“专家”们为了捞钱编造出来的。我对当时的情形很满意。我无须通过与莉萨交谈来完成离婚，因为这已经完成了。我不需要“分手”这个形式，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告别往事。我无须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