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追忆自己遥远的过去，真实与想象的界线总是那样令人失望地模糊而混乱。

我生命的关键就在于此。也许它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也许就是它使我饱经磨难与挑战，感受悲伤和失望。但我看到前面的大门已经打开。若不是它，也许这扇大门会紧紧关闭，直到永远。

艺术与诗歌、幻觉与想象对我来说，始终比在波兰伴随我度过童年时代的窄小空间更为现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我生活在一个单单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是我想象的产物。

没有把握获得冠军，我绝不参加在克拉科夫 举行的自行车比赛。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明星，或者干脆是一名摄影机后面的导演，我绝不看一场电影。每当坐在剧院顶层楼的座位上，我就深信不疑，早晚有一天，只有我会在华沙、莫斯科，甚至巴黎这个如此遥远又如此浪漫的世界文化都市的舞台中央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所有的孩子迟早都会这样让自己的想象纵横驰骋。但是，与大多数听天由命、饱食终日的人们相反，我毫不怀疑自己的梦想将会实现。我曾十分天真幼稚地确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与即将落到我头上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一样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朋友和家里人常常取笑我这些疯狂的梦想，他们很快把我看成一名小丑。而我总是喜欢逗人发笑并乐于扮演这一角色。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有时，在我生活的道路上会出现障碍，这障碍就是因缺乏想象，使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在巴黎马里尼剧院（Theatre Marigny），我童年时代的一个梦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我身着法国式戏装，头戴假发套，打扮成莫扎特的样子。在这出剧中身兼导演和主角二职的我就这样准备粉墨登场了。

前来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都是被记者们称为“光彩夺目”的人物，他们包括政界人士、电影明星、名流显贵和社交界人士。我当然欣喜若狂、受宠若惊。但我想的更多的是所有那些以自己的光临来表示对我的支持的老朋友们，他们有的还来自大洋彼岸。这些人的光临意味着我对他们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意味着我最终有了一个从最广义上说的——家庭。

我们上演的这出话剧是彼得?谢弗 编剧的《阿玛多伊斯》。这出戏从头到尾由几个“吹风者”——即人们常说的幕后对白提词人——像老式合唱队一样宣告并推进剧情的发展。在幕后准备上场时，我竖起耳朵静听这些人低声交谈。我仿佛在一片模糊不清的声音中听到他们在悄悄谈论我的过去。在这些窃窃私语中，有的训斥我，有的指责我的梦想没完没了，但也有的鼓励我早日梦想成真。

就在这一刻，真实与想象的界线真的不存在了。两者终于合二为一了。

开演的时间到了。我走上舞台，以我童年时代在朋友面前表演时的坦然和奔放洒脱开始进入角色。但是，当我想起莫扎特生前最后几年的悲剧，便重新沉浸在梦幻之中。我忽然发现，我生活中，无论是胜利的时刻，还是悲剧、欢乐与痛苦的时刻，或在激情与忧伤的残酷现实，在这些明显不连贯的事物之中，一条戏剧性的思路在不断伸展。同样，舞台灯光另一端一张张依稀可见的面孔和我过去众多幻想之间的差别使我难以区分。这次演出几乎就像为我所有的朋友而演，为所有我喜爱过的、过去的和现在的、健在的或已故的朋友而演。

《阿玛多伊斯》演出完毕。剧场亮起灯光。观众全体起立，跺着脚向我们欢呼，“乌拉”声喊成一片！要求演员上场谢幕的掌声此起彼伏。兴奋之中，我徒步来到离剧院一百米左右的夜总会，几年来我经常光顾此地。首场演出成功的庆祝活动已进入高潮。而这时，沁人心脾的香槟酒使我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依然不存在；在我的头脑中，这次庆祝活动与我在伦敦、纽约、洛杉矶以及最近在华沙经历的类似时刻相互混淆。

事实上，在巴黎上演《阿玛多伊斯》之前，我曾导演并主演了波兰文版的《阿玛多伊斯》。我们离开华沙后不久波兰便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使我的许多波兰朋友无法来参加《阿玛多伊斯》在巴黎的首演。从不错过这种机会的父亲这次没能离开克拉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