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被我们波兰人称为“战争”的军事政变，给这个可能成为我一生中最快乐最灿烂的伟大时刻投下了一层阴影。在华沙，我们的首演式异常感人，因为许多影响过我和培养过我的人都光临了。看到他们，与他们谈论过去、参观自我童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地方，这些让我思绪万千，一下子淹没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孩子能清楚而迅速地理解事物，但以后他会永远失去这种能力。

在我最初保留的记忆中，有一条位于克拉科夫的科莫罗乌斯基大街。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住在那里。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的每个大门上方，都有一个用新的技法刻在建筑物的石块上的大象、野牛、刺猬之类的动物雕像。在九号大门的上方，刻着一个似鹰非鹰、似龙非龙的丑陋无比的神话动物。我小的时候，这座楼房刚建成不久，门窗还散发着油漆的芳香。

九号大门的二层，有两套单元式住宅。我们家住在右面那套。这套住宅很小，但空气畅通，阳光充足，除了传统的外面贴着瓷砖的壁炉之外，充满了现代感。两个大房间面对科莫罗乌斯基大街，这条大街是市区内安静而又豪华的交通要道。大楼的后面有一个买卖兴旺的农贸市场。在那个时候，农妇们可以进城挨家挨户兜售黄油和鸡蛋。她们身上特有的泥土香气与城里面包坊的小伙计们送来的新鲜大圆面包散发出的美味清香浑然一体，煞是好闻。

我的母亲是位喜欢整洁干净的主妇，家里所有的地方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唯一零乱的地方是位于阳台墙根处的小壁橱，里面堆满杂七杂八的旧物。在这些旧物中有一台神秘的仪器。我父亲声称只要我说谎，这台可怕的仪器便会测出来。我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仪器。每当想起家里也安装了一台，我就毛骨悚然。每次我被怀疑不说实话，父亲就要咨询这台家用测谎仪。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台仪器不过是一台报废的设计独特的床头灯。

我的父亲不算富裕，但我并不因此缺这少那。从许多方面来看，我是一个爱挑剔、难伺候、好赌气、神经质、鲁莽和惹人讨厌的宠儿。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是因为我长有一头使我恨之入骨的长发，它经常让我被大人看成女孩儿；也许是因为我对那些嘲笑我并且笨拙地模仿我口音的人反应过激，因为我总不能发好相当于法文字母“R”的发音。我于希特勒上台那年生于巴黎。我在巴黎度过了生命的头三年，对此我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我在这三年中学会的法文发音到五六岁时已全部忘光。最后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父母非常希望在我身上留下一点儿法国特征。他们在报户口时给我取名雷蒙。他们当时错误地认为这就相当于罗曼这个非常一般的波兰名字。遗憾的是，一般波兰人发不出来雷蒙这两个字音，只能读成雷莫。这个洋味儿十足的外来名使我极为痛苦和愤怒，我决定只要一有可能就立即改名。从这天起，对所有的人来说，除了无可奈何的父母和喜欢打趣的同班同学，我终于改叫罗曼，有了个堂堂正正的波兰名字。我甚至还有了一个爱称，叫罗密克。

我是个随心所欲的孩子。父亲后来总是这样说。当父亲在地铁站自动扶梯上紧紧拉住我的手时，我就大发脾气。我面红耳赤，两脚使劲跺地，怒气冲天。当我用一根小绳系在我父亲珍贵的照相机上像玩具车一样在地上拉着玩时被他坚决制止，我亦有同样的反应和表现。

我时常莫名其妙地生气。八月十八日，我过五岁生日。我婶婶特奥菲拉送给我一件精美的礼物。这是一辆鲜红色玩具救火车，上面带有橡胶车轮，可以伸缩的云梯和一个编队的小救火队员。父母和来客们很快沉浸在闲谈的快乐中，而我却一个人被搁在一边，似乎我的生日招待会不是为我而是为他们举办的。我决定趁机走近这件玩具以便看个痛快。把小救火队员从救火车上拿下来后，我又去拿驾驶室里的驾驶员。谁知，小驾驶员被我不慎捏碎。这个小驾驶员是固定在车上的，是整套玩具的组成部分。我惊恐万状，连忙把它藏进壁炉。大人们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他们发现救火车上的驾驶员不翼而飞了。我假装不知情，但母亲轻而易举地把它找了出来。客人们对我闯的祸报以一阵宽容的笑声。这笑声比对我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更加伤害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