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纪，第一批犹太人从布拉格和德国来到波兰。三百年后，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邀请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到克拉科夫定居，并向他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他发现犹太人中有不少出类拔萃之士懂得发展经济，能够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足以同欧洲大都市相媲美的商业中心。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已同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了五百多年，犹太人的数目达到六十万人并完全融入了波兰社会。如果说克拉科夫有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居住区，那么它同真正的犹太区没有相似之处，甚至毫无任何关联。因为，在卡齐米日国王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克拉科夫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享有与当地居民完全相同的权益。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为繁荣这座城市的经济和贸易，同时也为这座城市赢得文化艺术名城这一美誉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克拉科夫有了雅盖沃大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豪华的剧院、美妙的艺术画廊和久负盛名的出版社。

每当提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如此逆来顺受地任人宰杀？他们为什么最初意识不到自己的命运？他们为什么不据理力争、站起来同压迫自己人进行斗争？

犹太人醒悟过迟过慢的主要原因是燔祭 的作法在当时还没有兴起。这种作法在后来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是人们之前所无法想象的。紧张气氛的上升是缓慢的，并非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可怕。德国人一开始设法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怀疑，以达到麻痹人们的目的。德国人还鼓励犹太人增强生存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糟糕。

我当时还认为，只要向德国人解释我们没作任何坏事，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家的命运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最终解决”的最好说明。

我们返回克拉科夫后表面上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

我很快入学了。学校就在科莫罗乌斯基大街的拐角。我对上学不感兴趣。上学就是大家排成行坐着在练习本上写字。我认为自己上学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我注册才几个星期，学校就被禁止接收犹太儿童入学。这正合我意，因为枯燥的学校生活很快会变得无法忍受，如果不是老师偶尔使用一件新鲜教学工具。这件新鲜教学工具是一台幻灯机。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它可以用来在学校大厅里架起的银幕上投射出各种静止的图像。我对老师的讲解充耳不闻，对幻灯机投射出来的影像不屑一顾，只对机器的投影方式怀有浓厚兴趣。我渴望知道幻灯机的原理，我不停地观察机上的透镜和反射镜，还用手挡住光束，中断投影，引起师生们的同声斥责。

我还发现自己擅长绘画。这当然不是儿童习惯性的乱涂乱画，而是带有朦胧的背景、相当讲究的图画。我为家里人画的肖像堪称栩栩如生。我记得曾画过一位头戴钢盔的德国士兵，这幅画具有相当的表现力。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画不好大卫星 。这个由两个三角形交错在一起的六角星画起来十分复杂。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我们家全体成员都必须佩戴一个奇特的印有蓝条六角星的白色袖章。人们告诉我，这是犹太人的标志。

我的父母向来不守教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他们都是不可知论者，认为没有必要对孩子进行宗教教育。但是，是犹太人就意味着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具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的权力。

我们必须像战争刚刚爆发时那样再次搬家。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搬家是强制性的。我们没有搬得很远。这次重新安家是顺利的，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搬家是克拉科夫市政府的决定，不是德国人的决定。我们只被允许搬走可以随身携带的物品。如果不是人太多，我们的新住宅和以前的住宅一样宽敞。新住所位于维斯瓦河对岸波乔尔兹广场旁边一栋大楼的底层。这套公寓比我祖母的公寓要大，但是由几户人家合住。祖母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在我们这块克拉科夫“新犹太区”的另一端分到了一间小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