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尸体的是他们的女儿，克里斯廷。她跟朋友在切尔西消磨了一个下午，原本打算住在伦敦特里斯 一个女性朋友家中过夜。但这样的话她只能穿前一天的衣服去上班，要不，就得回家去拿换洗衣物。有个男人表示愿意送她回家，克里斯廷答应了。他在西七十四街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找车位，最后还是双行停车 。

他想下车送她进去，克里斯廷说不必了；然后，她穿过马路，踏上通往家门的台阶。那个男人始终在车里等她，看着她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他可曾感到些异样？我想没有。我想这只是一种习惯，他从小到大，大家就是这么教他：送女孩子回家，一定要看到她安全进门，才可以离开。

所以，他还待在那里，正想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见到她站在门口，一脸惊骇。他立刻熄火，下车察看。

案子发生的时间太晚，报纸已经截稿。地方电视台可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炒作的社会案件，我跟埃莱娜吃早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新闻了。纽约第一电视台的女主播说，受害者是从林肯中心回家后遇害的，我们这才发现，他们跟我们还曾经同处一室，听过相同的音乐。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他们俩也出席了感谢晚宴。只是发现他们曾经跟我们（还有其他上千人）一起听过相同乐团演奏的相同曲目，这种感觉就已经很异样了。稍后，才发现我们可能跟他们在感谢晚安擦肩而过，心情就更加忐忑了。

这起双尸命案还不只是个头条新闻，它更是记者口中的好故事。受害者是颇有名望的律师、才华洋溢的作家，优雅、尊贵，竟然在自己家中，遭到如此残忍的杀戮。何况女主人还被强奸，小报读者绝对难以抗拒这种新闻；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更增加了血腥惊悚的戏剧性。在我们那个保守的年代，这样的新闻会做适当的修饰遮掩。警察也不会把消息和盘托出，总是会抓住关键，筛选嫌疑犯的供词。这一次，媒体的表现落差很大。时报没有报导，可能是因为措辞不易，太过残忍。电视台只暗示歹徒曾进一步侵犯霍兰德太太，却没有讲述细节。但《新闻报》和《邮报》却大肆宣扬，没有半点节制。

警察地毯式地搜查了邻近区域，终于找到一个目击者。这位邻居说，她见到两个男人，在午夜到一点之间，离开一幢房子，可能是霍兰德家吧，她不确定。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身上都背了个大包；她不觉得有什么可疑，常常有人背着这样的包，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街角，找二十四小时的洗衣店，一时之间，她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小偷，当时想：这两个年轻人真可怜，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在午夜才能抽点时间，清理这些日子留下来的脏衣服。

这位邻居的说法相当含糊，警方的肖像画家束手无策，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脸。至于身材，她只记得这两个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特别的，但她自己承认，没什么把握，其中一个人好像留着一把大胡子。

法医认为她的说法有些根据。他们在现场找到两撮毛发，应该是男性胡须，连DNA比对都用不着，因为霍兰德先生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

目击者还说，其中一个的腿似乎有些残疾。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他肩膀上的那包东西太重的缘故。但不能排除她说的可能性，只是当时没法确定。

碰到这种能炒作的新闻，不管有没有进展，报纸一定会放在头版。《邮报》的报导多半是推测和想象，甚至还附了一张肖像，“你可曾见过这名残疾人土？”画中的男性留着一把浮士德式的大胡子，面目狰狞，邪恶凶狠，一个大袋子横在肩上，把他压得有些驼背。是在朝着阿姆斯特丹大道，还是伯利恒街前进？我不大确定。邮报刊登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这是警方提供的线索。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报社请来的素描画家经常添油加醋，为的是上头版有轰动效果。结果《邮报》的读者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累及不少无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