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12日

虽然正值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十年不遇的炙热天气，但我仍然决定今天下午出去走走。我急欲了解这座城市——而徒步穿行便是与一座城市亲密接触的唯一方式。虽然弄清一个新地方的布局要大费一番周折，可我却喜欢这样的挑战。相比之下，我甚至更喜欢迷路——这对我来说要容易一些——发觉自己原来是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因为疏忽，我常将地图拿倒，在本应右拐的地方却向左转，致使自己时常身陷迷宫。这种情况也为我的旅行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它总能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过有时也不尽然。比如说，阴差阳错之下，你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中举行的露天爵士音乐会上度过了一个下午的时光，而没有去参观亲戚向你强力推荐的一家“必去”的博物馆，便是其中的一例，而你体验到了更多的趣味。

然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根本就不可能迷失方向。这里的人们异常友善，看到你埋头研究地图，他们会马上停下来问你要去哪儿。或许因为自己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他们也丝毫不懂英语、法语或是希腊语，你认为这可能会造成障碍，影响交流的清晰表达。但正如我今天所发现的，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吃一惊。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位普通市民而言，即使谈话双方都不懂对方的语言，这也不会构成任何不利的因素。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通常会使用手势语。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这类地方，我常常因为用手势交流而遭斥责。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儿，我却遇到了手语系的同仁们。除了用手指指点、耸肩、摆手、摇头、竖眉和（或）提高声调这些举动之外，倘若再配以他们的洋泾浜英语和我那夹杂着意大利语尾音的法语，那么一个下午你就别想到达目的地，最后只能以闲谈而告终了。仅是为了找到位于五月广场的总统府，不知道自己就已经告诉了多少人，“我一半是希腊人，一半也是美国人。但我在伦敦长大，曾经就读于一所法国学校。”

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年男子，身穿白色亚麻套装，头戴一顶时髦的草帽，朝我走来。他递给我一块裹了巧克力的杏仁夹心软糖：“送给一位甜美小姐一块甜美的糖！”我想他说的是这句话。尽管其中的确切含义我不清楚，但能猜出他的意思是说给我的糖很甜。我于是微笑着接受了这份礼物，然后又继续向前走，趁着这个时候将糖果剥开，砰地一下丢进了嘴里。巧克力糖渐渐化开，我也随之开始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

终于找到了五月广场和总统府，即闻名于天下的玫瑰宫，也是粉红宫。就在这座宫殿为世人所熟知的平台上，最受人爱戴同时也最遭人憎恨的总统夫妇，胡安·多明戈·庇隆与他的妻子埃维塔曾向聚集在下方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时至今日，庇隆的遗政依然影响着这个国家政局的走向，而他也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于这一点，你只需问问卡洛斯·梅内姆，庇隆党主席和阿根廷现任总统，就会有所领悟。在他看来，是庇隆使阿根廷发展壮大起来，让人民得以享有社会公平，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民粹主义独裁者，国家最后又因他而变得没落破败。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受雅克和海伦妮的朋友们的赞同，原因是庇隆的执政给他们家家都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事实不会使他们成为总统坚定的拥护者。

在漫步穿过广场的时候，我注意到地面上画有一个很大的圆圈，里面是一个头巾的图案。出于好奇，我停下了脚步。这时，一位喂鸽子的老妇人走过来，竟操一口纯正的英语主动向我讲起有关“失踪者母亲”的故事：每逢星期四下午，她们如何头戴特制的白色方巾，在这块场地上默默地绕圈行走，一直坚持到最近。她们这样做是为了替在军事独裁时期（直至1982年才倒台）“失踪”的三万儿女表示抗议。

这位女士的一席话让我浑身一阵战栗。不过我得承认，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当太阳升起，周围的万物都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时候；当你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都市之中，耳边不乏车马喧嚣声的时候；当你再看到一些人匆匆来往于各地，而另外一些又坐在公共长椅上，亲切而又愉快地畅谈家长里短的时候，死亡的恐怖早已离你远去。这里的人们看上去个个都是如此神采飞扬，你无法想象他们竟然能压制别人——坦率地说，我宁愿相信自己只是道听途说。

这座粉色的权力中心，不免让人感到荒唐可笑，我索性转过身去——粉色，天啊，怎么会有人想到要将它涂成粉色？这如何叫人去严肃地看待它？——沿着五月大道向国会广场走，我终于找到了相比之下要庄严很多的国会大厦。至少，它不是粉色的，而且也是一个适宜游览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