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老样子，你是知道的。我现在和家里的狗倒相处得挺好。它现在长得很肥，膝盖都支撑不起身子了，所以没怎么四处跑动。我给你打电话可不是要说我和狗。我想和你谈谈你父亲的情况。”

来这么番特意说明，好像她打电话还能有别的事似的。电话里传来恼人的杂音，“咝咝咝”。曾经有一位中国北京的某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电话采访过裘德，布赖恩·约翰逊[BrianJohnson，美国人，前Geordie乐队成员。]也从澳大利亚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相隔万里，他们的通话效果利索而清晰，就好像住在同一条街道。但不知怎么搞的，每次从路易斯安那的摩尔街角打来的电话都有杂音，那声音嚓嚓作响，微弱却十分闹心，仿佛凌晨广播电台的信号，忽远忽近，效果不佳。其他人打来的电话，声音总是流进流出，即便有时能听得清，一会儿就又没声儿了。巴吞鲁日市有高速网线，但身在庞恰特雷恩湖北边的沼泽地带里，如果你想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还不如开着车加大马力，直接从里面冲出去。

“这几个月我一直用勺子喂他吃东西。都是些软食，因为他已经懒得嚼东西。他喜欢那些小玩意儿，碎汤面啊，香草奶冻什么的。快断气的人都喜欢在上路前吃点奶冻。”

“真奇怪。他以前从不喜欢吃甜食的。您没弄错吧？”

“谁在照顾他来着？”

“当然是您。”

“这样的话，我肯定就没弄错。”

“好吧。”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来着。他现在什么也不吃了，奶冻啊，小玩意儿啊，都没胃口了。不管喂他什么，他都呛在喉咙里咽不下去。纽兰医生昨天来给他看过。他说你爸爸又有一处梗塞了。”

“是中风了。”像是回答问题一样。

“不是倒地就完那种中风。如果真是那种，就没什么话说了。他马上就会死。他得的并不非常严重，是慢性的。他什么时候会遇上这么一回，你还真说不清楚。特别是他现在这种状态，眼珠子都不转了。他两个月没和人说话，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开口了。”

“他现在在医院吗？”

“没有，我们能照看好他，在家还能照顾得更周到。纽兰医生和我每天都和他寸步不离。去医院当然要便宜些，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送他去。”

“没必要了。还是把医院的空床位留给那些有希望康复的人吧。”

“这我可同意。医院里死的人可太多了，生死由命，多问无益。”

“他不吃饭，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怎样了？”

这么一问，线那头沉默了。他想她一定感到奇怪。但她的回答却委婉且充满歉意，好像一个温柔的女人在对孩子讲述残酷的事实。

“哦，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看我，而是看你了，贾斯汀。如果你同意，纽兰医生可以往他身体里插根管子让他进食，这样他就还能多挨些日子。直到哪天他再遇到这么一次中风，然后就咽气了。我们也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随他的情况恶化下去。他已经八十五岁了，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不是说有人要抢走她年纪轻轻的大好日子。他是准备离开我们大家了。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裘德已经做了四十年的准备了，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偶尔想象过这一刻的到来——也许坦白自己做梦都想他死也不为过——但现在这个时刻到了，他的心里却一阵疼痛，这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他回答的时候，声音却坚决而镇定。“好吧，阿琳，就不插管子了。你说他的日子到头了，那我也要面对现实。有任何消息都及时通知我，好吗？”

但她还没说完。她不耐烦地咕噜一声，仿佛空气在鼻腔里凝住了，接着说，“你回来看他吗？”

他站在丹尼的办公桌前，眉头紧锁，满脸疑惑。他们的谈话从一件事牵扯到了另一件，之前没有半点预兆，就像唱片机上的唱针从一条音轨忽然跳到另一条。“没必要吧？”

“你就不想在他临死前再见他一面吗？”

当然不想。三十年了，他没有和父亲站在同一间屋里见面。他真不想再见老头子临死前的最后一面，死后也不愿瞻仰他的遗容。他也没打算要出席他的葬礼，虽然一应费用都由他买单。裘德害怕面对自己的感情——也害怕自己对他没有感情。只要不再和父亲呆在一起，多少钱他都愿意付。金钱能买到的最好东西就是距离。

但是他不能把这些想法告诉阿琳·韦德，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从十四岁那年起，他就一直盼着老头子魂归西天。于是，他回答道，“就算我去，他也认不出人了吧？”

“谁也说不清他还认不认人。在房里和他呆在一起的人他都清楚。有人进出他的眼珠子还会跟着转。不过他最近反应迟钝了很多。人都是这样，马力再足的机器都有转不动的一天。”

“我可能来不了。这个星期没时间，”裘德撒了个最普通的谎。他以为通话到此应该结束，准备和阿琳说再见了。这时，他又鬼使神差地问了个问题，直到从口中吐出了这个问题，他都不敢相信是自己问出来的。“会很痛苦吗？”

“你说他死吗？不会。老年人到了这个地步，性命飞快地消失，不会留恋尘世的。他们咽气不会那么难的。”

“真的？”

“你不相信？”她问。“还是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