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边问边流泪，觉得受了莫大屈辱。

叛军正在给所有报纸和通讯社散发他们的“宣言”。警察几乎将每份宣言都没收，但记者张伯伦却弄到一份。对大多西方人说来，这份宣言是证明东方人不可思议的又一证据，但在研究日本历史的张伯伦看来，它所包含的意义却令人不寒而栗：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宏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

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美国大使馆靠近叛军控制地区，格鲁大使第一个向国务院发出电报报告叛乱消息：

军队今日凌晨占领部分政府部门及部分市区。据悉有若干位著名人物遇害。目前无法证实任何消息。新闻记者不得向国外发电报或打电话。此电报主要在于试验通讯联系，以确定是否可用密电。密电部门收到此电后请即复告。

德国使馆也在叛军炮火射程范围之内。《法兰克福报》非正式记者、德国使馆武官的秘书，也在赶写有关叛乱的初步报告—

一份报给德国外交部，副本报给红军第四局情报部。这个人就是理查德?左尔格博士。他生在苏联、长在德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苏联人。左尔格喜欢卖弄才华，足智多谋。他设法取得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的信任（奥特将军非常不明智地把一些高级机密透露给左尔格，后者又转送给莫斯科）。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快发展为私人间的友情。左尔格见了女人就不能克制，他一面与在东京的小老婆住在一起，一面又给在苏联的大老婆写情书，同时在东京还跟几个情妇鬼混。此人见了酒就不要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把他的同胞吓得魂飞魄散。他早年是波希米亚系的共产党人（他的曾伯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他参加了纳粹党，以掩护他作为红军远东间谍网负责人的身份。他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在日本建立起一个间谍网，而这次叛乱是对他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他后来写道，这次政变“具有典型的日本特点，因而对政变的动机特别值得研究。对这场政变进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对于了解日本的内部结构，比研究一些仅仅是记载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更有价值”。左尔格把报告发给莫斯科后，立即命令他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详细情况。然后，他劝诱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而他却分享其成。

陆相到皇宫后，只是把发生叛乱禀奏天皇。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天皇说话，用词总是含糊不清的。但这一天天皇却很伤心，他直截了当地说：“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后来，陆相对自己的副官说，他觉得陆军是“用一团乱丝套住自己的脖子”—意思是说，只能轻描谈写地训诫叛军。

天皇扮演的角色，对外国人说来，虽然不是不可理解，却也是很难理解的。他的权力和责任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不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和信念的人，他提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使日本从半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在他统治期间，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福利。明治的继承人大正天皇却是个有怪癖的人，有一次，他把要在国会发表的讲话的讲稿卷成一个望远镜。他的古怪性格和一触即发的脾气被人们大大地言过其实，以致在1921年指定了他的继位人为摄政。五年以后，在圣诞节那天，大正天皇去世，由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继位。

裕仁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扮演这个角色的训练，主要是由西园寺公担任。西园寺本人曾受到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位最后的元老谆谆教诲年轻的裕仁，日本需要的是一位慈父般的君主，而不是一个专制君主，他应该为所有国家大事负责，但不能随意发号施令。他应该是客观的和无私的。

理论上说，天皇具有绝对权力，国事方面的一切决定都需要由他批准。天皇应该超越政治以及党派私利和纷争，因为他代表整个国家。但是，按照传统，只要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某一政策，他就不能不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