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像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巨大的国家怎么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一直在折磨日本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仿效他们却犯了罪？靠欺骗、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在中国的同样做法如此义愤？［2］

超级爱国者在阴谋策划刺杀亲西方的领导人和炸毁英美大使馆。他们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谴责英美两国援助中国，并呼吁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建议。有些旅馆拒绝把房间租给西方人，西方人公开受到侮辱，有时在警察面前遭到殴打。

所有这些感情冲动的排外行为，因东方和西方在道德上、宗教信仰上甚至思想方法上的明显不同而变得更糟。西方的逻辑是讲究精确的，有原理、定义和证据导致合乎逻辑的结论。天生就是辩证论者的日本人认为，任何存在都是一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本能地奉行了矛盾对立面的概念和调和对立面的方法。正确与错误、精神与物质、神和人—所有这些对立面都被和谐地合二而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事物同时既是善的又是恶的。

与西方人的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1]

阿诺德·汤因比觉得日本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后来他写道，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不是多余的，而是在她的国际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需要……在国民党中国、苏联和太平洋地区民族意识很强的英语国家的包围下，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突然又变得朝不保夕了”。[2]

关于这点，格鲁大使曾对国务院说：“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情况，尽管是令人遗憾的，但却是事实，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各国可以依靠的切合实际而行之有效的围际道德法典，在特定环境下，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与其他有关国家的个人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关系，或毫无关系。如果认为其他国家也同样受我国目前的国际道德标准的指导和约束，并以这种缺乏根据的理论来制订我国对外政策，这只能带来灾难。”

果，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对西方说来，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西方的逻辑像一个手提箱，明确而有限度。东方的逻辑却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这些矛盾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说来，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理解。对日本人来说，没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那样的人头脑简单。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丰富。

这种哲学主要来源于佛教。佛教教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一种无空间、无时间、无差别的深渊之中［1］。一切皆空，一切事物都不能辨认，因为一切都没有实在性或同一性。“我”不是实在体，只不过是浮在随“因果大法轮”的转动而出现的变化莫测虚伪现象之上转瞬即逝的幻影。谁也不知道变化，也不为变化负责，因为根本不存在创造主，也不存在天父或命运女神。

日本对满洲和中国采取军事冒险的原因中，“因果之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出于懦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自身私利或仅仅是优柔寡断，一些军政上层人物未能约束策动这场侵略的狂热的青年军官。在各阶层中，不少人因相信“因果之轮”而随波逐流。他们驯从地、安静地躺在

“盲目变化”的路途上，奉行佛教的认为“因果之轮”是永恒地、绝无目的地转动的信念。有些教派相信死后人人皆可成佛，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是空的，只有在否定自我中得到拯救，人不过是“无之大海”中的一个泡泡，最终将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水中，没有生，没有死，没有始，没有终。佛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指着月亮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