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之前我看到的死人没有一个是我的妈妈，他们帮不到我，也不能让我有资格安慰任何别的人。我什么都没说。

约翰从后面的瞻仰室出来。

“妈妈用口红吗？”他问。

“呃，不用。”我的姐姐简说。

“我想也是。”约翰说，“我不知道怎么涂上了，我去擦掉。”在我妈妈跌倒死去，然后在验尸官的解剖台上给开刀，又在殡仪馆给整理遗容之间的某个时候，有人认为她需要好好打扮一下。

约翰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好了。”他说。

尽管约翰用纸巾或者湿纸巾尽了力，我还是能看出我妈妈嘴唇上鲜红的颜色，嘴唇阔阔地绷着，从这边脸颊接到了那边，好像嘴巴很大。

她的嘴唇不是痛苦，也不是微笑的样子，只是就那么绷着，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妈的脸上有过那种表情。

“她长得这么小。”我说。她躺在棺材（不是很时髦的那种）里，穿着粗斜纹棉布裙子。

我小时候，会把空的薯条袋子放进我妈妈的烤炉几秒钟，直到袋子缩小了一号或者几号。我妈妈当时看上去就是那样：让烤炉缩小了。

“漂亮的妈咪。”简说，我们俩都哭了起来。简轻轻地抚摸我妈妈抿在前额上的花白头发。“漂亮的妈咪。”我不敢碰她。我见过那么多死的人，可是我意识到我从来没去碰过其中任何一个。

我们待了一段时间，我不想离开她。我想坐下来靠着墙一觉睡去，睡一夜。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妈妈，而不仅仅是我妈妈的遗体。

我不信上帝，不信宗教，不相信有来生，我感觉不到精魄或者灵魂；没有感到一个微笑的、摆脱肉身的、保护性的、刚刚变得无所不能的妈妈在俯视着我们。我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准备火化的这具没有生命的遗体。我只剩下几个钟头可以陪在她身边。

可我们还是走了。葬礼时，我坐在我爸爸旁边，我对赞美诗无动于衷，礼拜仪式在我旁边举行，我也没去注意，我左侧过道上的那个木头盒子才是我唯一关心的，我去致悼词经过时，用左手摸了它一下。我站在诵经台上，注视着那些非洲来的移民和年老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不是专门来哀悼我妈妈的，而似乎是常来做礼拜的大部分会众。

她去世后，我才知道这间教堂--基尔伯恩区奎克斯路上的这间圣心教堂，从我住的地方走过去要十分钟--就是我妈妈在二战中受洗的地方。事实上，我不知道她出生在伦敦。过去的好多年，我变得几乎反感她的过去。我不想听到过去的事，因为在我看来，那些全是有关痛苦和失去的故事。

六十二年前，我外婆把我妈妈抱在怀里，圣水润湿了她的前额。

我站在诵经台上，多少费了点力气把才下面的文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自从我妈妈去世后，我一直在努力打发时间，所以上星期有一天，我在网上发现有个网址，全是关于小孩名字的，我在这个站点的搜索框里敲了“安”（Ann）这个字，想知道“安”是什么意思。答案是它来自希伯莱语，意思是“gracious”。我就想了一会儿“gracious”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拿不准。词典给了我几个定义，其中之一是这样的：有分寸和得体。我心想，如果“安”这个名字指的是有分寸的特质，那么我想我的外公、外婆给我妈妈真是起错了名字1。

我妈妈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讲分寸的人。别人告诉我，甚至在她还年轻时，在她生病前，她就很能让人难堪，会冒犯人。

但是我的爸爸爱上了她，她的姐妹和弟弟很喜欢她，她还有一群很棒的朋友。无论她做什么来让人难堪或激怒简和我，我们仍然爱她。

你们知道，那种不讲分寸的做法实际上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出色而吸引人的无所拘束的做法，让她抛开那些废话，直达主题。我的朋友里奇上星期跟我说，我们还是难以管教的十几岁小孩时，他经常来我家，我妈妈跟无论谁的父母都不一样，跟他说起话来，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就是那种几乎完全无所拘束的做法，让她以她那种极为热忱、一语中的、非常开诚布公的方法流露出爱意。这意味着在我长大的家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互相说“我爱你”；在这个家里，我去睡觉时，会吻我爸爸的脸颊、鼻子、额头、下巴和嘴唇；在这个家里，我想娶我的姐姐，因为我那么爱她。我想我们三个人都从我妈妈身上学到了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