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我已经搬过来一年多，伦敦却还是我毫不熟悉的城市，因为那段期间我主要都在伊拉克或者另外一个国家。我仍然需要看指南，才总算找到了我这辈子头3年待过的街区。

我把目光从水道移向那幢庞大的房子。运河边上的树木还是盛春时的嫩绿色，我有种强烈的愿望，想身处绿色植物的包围中。最近我去过很多地方，尽量寻找最苍翠、最生机勃勃的公园。我想在深深的草丛中打滚，我想侧躺在一面草坡的坡顶滚下来，滚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晕头转向地到了坡底，我妈妈过来把我扶稳，她会在那儿等着。

之前我还没见过那位治疗师，不过我知道他当过战地记者，那意味着可以少解释很多。他帮助过别的受到战争冲击的战地记者，这类记者在9·11之后好几年无休无止的冲突中，数量直线上升。我希望这位治疗师能帮助我，我所在的报纸就要派我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我需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稍微更管用一点。

我们坐在他的诊所里，他问我他要从哪方面帮助我。他马上让我感到亲切。

“我应该是要去尼泊尔一趟，跟踪报道毛派游击队，我不知道我是否真正能做到。”我说；之前我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一次采访都没有安排过。很快我就要出发了。“倒不是说那边危险，可是我真的不想去。”“要去多久？”“一个月左右，我是说，我有点筋疲力尽，我们这种人有很多都是这种状态，9·11之后没完没了打仗的事。阿富汗，伊拉克，你知道的。也许我得上了创伤后紧张症。”“你会突然想到过去或者做恶梦吗？”“谈不上。”“你会喜怒无常吗？”“有时会。”他看样子对我不是很担心。也许因为他当过战地记者，所以在听到一个完全自愿选择了一种很是愚蠢的工作的人报怨时，见怪不怪。

在我看来，我情绪低落似乎有个再清楚不过的源头：一场又一场战争，我妈妈去世更是雪上加霜。费卢杰1地区的战事仅仅发生在七个月前，那场战事特别可怕。

“另外，”我说，“我妈妈三星期前去世了。”“噢，”这位治疗师说，他因为突然有了兴趣而换了表情。“怪不得你感觉很糟糕，我很遗憾。”我跟他说了我想让绿色植物包围我，他说那不奇怪。我没跟他提那个羚羊头的事。

我填了张表格，是为了看我有没有患上创伤后紧张症，结果显示我完全正常。他说我事实上什么都做不了这一点，跟战争毫无关系，问题的根子有点没那么堂皇，而是很普通：我妈妈去世了。他的结论让我感到吃惊。当妈妈的迟早都要去世，不是吗？

“有研究显示，母子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治疗师告诉我，“这个问题会很难解决。”我对他的同情和他坚持认为我的悲痛是意料中事表示了感谢，可我还是觉得我最近的号啕大哭和动物般的伤心欲绝是不合适的，反正跟刚刚发生的事比起来有点夸张。我失去了妈妈--这种事平常之极，跟生死的自然顺序并不相悖。多少亿个母亲都已经去世了，我想每年都有几百万吧。就算母子之间特别亲近--我猜想当爸爸的和当女儿的、当妈妈和当女儿的可能有异议--一个儿子失去妈妈，这是世界上很不幸却毫不出奇的一类事。另外，父母按说就是在子女之前辞世。我的妈妈有几十年时间并不健康，她去世时62岁，也不算特别年轻。我自己这辈子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就时不时想着她会去世。

那位治疗师提出我也许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帮助自己：我应该读几本关于悲伤的书，另外我应该知道，尽管这时在我看来好像不可能，然1伊拉克安巴尔省的一座城市，距首都巴格达约69公里。

而时间会愈合悲伤。第一个忌日会很难受，而让人吃惊的是，到第二个忌日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向他道了谢，冒雨沿着运河走，去克利夫顿路上的商店买晚餐吃的东西，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去那里买东西。

一个星期后，我身在加德满都山谷的上空，飞机突然往下穿过云层，飞向一个表面平静却朝不保夕，即将灾祸临头的城市。在尼泊尔这个国家，不合时宜的景象屡见不鲜。在这里，一位大权独揽的国王被那些宗教信仰较强和忠诚的子民认为是印度神祗毗湿奴转世；在这里，毛派造反时，国内一些无依无靠的人逃进了山区。

我们徒步翻山越岭，穿过稻田，顺河而上，花了3天半时间才到达毛派的首府达榜，那里实际上只是个比本地区其他村子稍微大一点点的村子。

晚上，我询问毛派的最高首领如果革命取得成功，他和他的同志们对新社会有什么计划。我们坐在一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他向我保证他们夺取加德满都后，会执行宽大政策。

然后是3天半后顺原路走回去，前后一溜，走了一个又一个钟头。

每天到了中午，我们投住一间客栈，在那里睡一个钟头，吃用铁盘子盛的米饭和木豆。在一个靠近河边的地方，我们吃了手指大小的鱼，佐米饭的是腌辣柠檬。我们脱了靴子、裤子，趟进湍急的河水，太阳热辣辣地照在我们脸上，我们搓掉身上过去3天的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