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堆书中还有最后一本，封面是脏了的蓝色皮面，上面是烫金的小写书名，直白地叫做《烹调书》。我打开这本书，扫了一眼已经发黄的剪报和手写的菜谱，是那种参差不齐、有棱有角的字体，我就像熟悉自己的字体一样熟悉那种字体。一个已经去世之人的字迹竟然那么有活力，我感到震惊，马上合上了那本书。

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能唤回我的妈妈：走进厨房，按照她的菜谱做东西。她的小排骨、巧克力脆饼、草莓冰淇淋--它们会成为门径，让我走进我已几乎忘记的过去、我曾经强迫自己忘掉的过去。

食物最能唤起记忆--想起某些滋味，在厨房里，结合起某些味道，也许能一下子把我带回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当时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条板凳上，看我妈妈拿刮铲在搅拌碗里快速来回铲动，高兴地不去把融化的巧克力弄干净，我用手指就可以抿起来。即使她已经去世，我也可以跟她分享在美好的那几年里，把我们和我们整个家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厨房里，不管哪儿的厨房，我总是感觉接近再次拥有了一个家庭，即使组成那个家庭的4个成员天各一方，住在不同的房子里。我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在案板上切东西，旁边炉子上有东西在冒泡，台子上有杯葡萄酒，我觉得是某种好的、充满爱意的图景的一部分，即使我是在耶路撒冷或者巴格达。自从我自己的家庭瓦解后，我就一直怀念它，别人家的餐桌对我有吸引力。我一直很向往建立自己的家庭，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东西、聊天和欢笑的一家人。

我想把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和破碎的再拼好。

我想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妈妈可以帮助我。她可以帮我把她从过去拉回来，好让我几乎能感到她跟我在一起，在厨房里。我对这点有把握。我应该读她的书，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我也应该一直学习，直到我在制作她的菜式时，不需要把书摊开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想来这样我就会做饭了--如她所定义的。比绘画和桌布更具效果，这些书和她的菜谱也许能够打开我尘封的记忆，好让我再唤回那个年轻、神智健全、漂亮的妈妈，我对她只有片段的记忆。我妈妈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时间没有照顾过我，我想找回我生命头十年里知道的那位女性，她把人间至味的饭菜放到我们的家庭和我跟她的关系的中心位置。这些书页她读过，她从伊丽莎白·戴维那里学习过，伊丽莎白·戴维革命性地推介有着大蒜、橄榄油、葡萄酒的地中海和法国码头餐馆世界，我妈妈对那些来者不拒，她做过那种饭菜，为给她所爱的人做饭而开心。她把自己的厨房变成了她家庭里的磁铁。我无法再打电话在做饭方面向她请教，可是也许我不需要：她的书本可以教给我她所知道的一切。

在比她更具商业头脑的朋友们协助下，著名菜谱作家伊丽莎白·戴维开了间名为“伊丽莎白·戴维有限公司”的商店，位于斯隆广场后面的一条街上，它成了对饭食感兴趣的人们的神殿。那是在1965年，伊丽莎白·戴维这时是个多少受到盲目崇拜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们意识到开一间厨具商店卖炊具及锅啊盘子之类，进货渠道她来找，货品她来卖，这样做下来会财源滚滚。在英国食品界及以外地方，她在书中和报章杂志上的文字在影响力上无人可及。她曾向酷彩厨具公司的某个人抱怨看够了他们的黄色搪瓷厨具，想看到蓝色的炖菜盘、盛烘烤菜的盘子、平底锅，就像她抽的高卢烟那种蓝色。两年后，那间公司听从了她的建议，1967年，她第一个在英国出售蓝色酷彩餐具。

这间商店成了伊丽莎白·戴维的王国，好几年时间里，对她来说比写作更重要。人们来这儿请教、寻求指点以及只为看一眼她。名人派人送信来或者过来坐一下，有很多跟她是朋友--佩吉·古根海姆，弗雷雅·斯塔克，玛格丽特公主和斯诺登伯爵，莱恩·戴顿，罗伯特·卡里尔，还有在很多方面都是伊丽莎白·戴维的接班人的一位女士简·格里格森（她在她的导师之前去世，我爸爸以前经常为《观察家报》星期天杂志拍摄她的菜式）。伊丽莎白·戴维吃饭、饮酒、交际、议事，都在自己的店里。

跟成千上万人一样，我妈妈也给吸引去了波旁街46号。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星期六上午，阳光明媚，她跟我爸爸走进了那间商店。店里的商品陈列是由设计师安东尼·邓尼设计，跟我妈妈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橱窗里的木制台子上，是既有对称，又有交错，几乎像是雕刻出来的一摞锅及其他用具。我妈妈的周围是蓝灰色的墙，墙上有架子，放满了法国和英国的厨具--盛蛋奶酥的盘子，煮豆的锅，铸铁长柄浅锅和锃亮的黄色、橙色酷彩牌炖菜盘，这种盘子的盖沉重得让人吃惊，但也让人放心。地砖是黑白两色，也到处放着各种锅、平底锅、烘烤盘，摞得几乎快掉下来，让我妈妈有点目不暇接。她从未见过类似景象，在英国没有人见过。这就像是走进了过去15年里伊丽莎白·戴维的书为一代人特别是女性营造出来的梦幻厨房。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书出版时，那些女性还在靠战后的配给品凑合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