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去世后，我请了位木匠来我和帕妮拉的家里做几个书架，房子是在我妈妈去世的同一个月买的。我想在厨房墙上一个凹处做书架放我妈妈的烹调书，让那位木匠很费脑筋的，是怎样把书架设计得跟沿着厨房侧墙过去伸进凹处的暖气片相配。“我们可以在暖气片上方贴着墙做一列短架子。”在盯着那里看了一会儿后，他说，“正好可以放几本平装书。”我从姐姐那里把我妈妈的烹调书拿回家后，多数就是放在那里，木构件把那几本旧的平装书跟它们光鲜的后来者稍微隔开。那几本旧平装书都是用胶布粘起来，有些地方让有年头的酱汁、脂肪和肉汤粘到一起。那个藏在门后的厨房一角成了我的参考图书处，把我带回过去。

我读我妈妈的烹调书，记忆却提供不了多少指引，伊丽莎白·戴维的书中菜谱我熟悉的不是很多。我最早记得我妈妈所做的食物都是简单的菜式，对象是小孩，而不是大人。可是我妈妈要我去读的就是这些书，所以我想好了我会从里面选择我喜欢的，因为我妈妈肯定也是挑着做。我选了豆焖肉，就算是因为它完美地代表了能够提供丰富营养的法国烹饪，是可以跟家人及朋友分享的菜式。这会是第一道我想学会的63

拿手菜。

从黎巴嫩回来后过了两天，我从厨房书架上把《法国乡村烹调》取了下来（我刚到家就把它放回上面），读怎样做豆焖肉。伊丽莎白花了两页篇幅来介绍“卡斯泰尔诺达里豆焖肉”1，一上来，先引用了阿纳托尔·法朗士2的一段文字，她根本懒得翻译过来，势利得多少有点让人着急，不过我可以多少猜到是关于一间小酒馆，是个名叫克莱蒙斯的女人所开，那里的菜单上只有一样菜，就那样坚持了20年。法朗士写道，克莱蒙斯时不时改变豆焖肉中的几种配料，可是maisc‘esttoujourslem　mecassoulet3，总是同样的豆焖肉。他写道，在克莱蒙斯的豆焖肉里，最基本的一直没变。

既然改变，又怎么会是一样呢？我试过给我多年来用过的烹调书上的各种菜谱换一换配料，结果是没能做出来你可以形容为“总是同样”的菜，也许“总是”给破坏了。所以我学了乖，绝对不要别出心裁，永远不要。 如果伊丽莎白·戴维知道有那种就像她所写的，对烹调书亦步亦趋、精确至每个细节的人，她会感到吃惊的。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他自己就是个这样的人--称我们为厨房里的教条主义者。我们按照菜谱来做，我也变得习惯了这样做。我能够差不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温度把正确的配料放到一起。一道菜我做到最后，会把那份菜谱（总是摊开放在厨房中间的桌子上）看了也许十来次。一个钟头后，我什么都不会记得。我只是按照指示来做，那样不是很难。我做菜时，是在看一份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去的某个国外城市的地图。在我的书架上一字排开的所有那些书中，有很多了不起的菜谱，也许有成千上万种有待我尝试。我经常想，管他哪样菜，我干吗要再做一次呢？

有个星期天在伦敦，我2003年搬到那儿后不久，我给我的朋友们做一顿午餐，从“洒橙皮末煎虾”开始，这道菜，我是在纽约的融合风格大师让-乔治斯·冯格里奇顿的一本书中找到的。橙皮末我听着很棒，就做了，它漂亮地沾到了虾上面，尝着既有粉末的感觉，又有橙味。

第二天，对橙皮末具体是什么，我只有极为模糊的记忆。如果再去做一次，我会不得不翻开书从头开始。说起来了，就算是做个煎蛋卷，我都得把书打开。

我做的食物通常都成功了，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像我妈妈和很多其他人那样。他们好像可以不拿份清单就去采购，要么在厨房里，不用始终把一本书摊开在台子上。我的做饭和采购离不开文字和书面，我只是把指示和采购单大声念给自己听，读很多遍后，那些菜式就做出来了。那就像是使用从词典里查出来的外语词，我能念出那些词，也理解，可是记不住，我当然也没法接近像说话一样把它们串起来。

对这种情况，朱利安·巴恩斯似乎愉快地固步自封。但是每次想起我妈妈说的要一直别翻菜谱书的打趣话，我就越来越感觉自己像是个冒牌厨师。更糟糕的是，我知道我的迂腐有可能变成专制。说到底，我知道主要说来，照本宣科式做饭，事关控制每个细节。

认识我才几个月，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帕妮拉就害怕我那种想给别人做饭的冲动。“大家都钟情美食时，美食主义对幸福的影响极为显著，这一点可以在婚姻中发现。”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在《味道哲学》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