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去读关于斯泰尔诺达里豆焖肉那则长篇幅菜谱，发现在图卢兹、卡尔卡松、佩里戈尔、卡斯泰尔诺达里、加斯科涅、佩里戈尔、卡斯塔诺，都有自己的豆焖肉版本，原材料从新鲜猪肉到羊肉、熏鱼、大蒜香肠、咸猪肉、熏猪肉、腌鹅肉或猪肉、鸭肉、小牛蹄、猪后腿到猪头肉，不一而足。

然而是哪种？要怎么选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刚好不是法国西南部那些地方的人，也从来没去过。我应该倾向哪边？

“最根本的，是好的白扁豆和一个容量大的陶罐（”卡索莱“这个名字来自”Cassold’issel“，本来是卡斯泰尔诺达里附近一个小镇伊索尔出产的陶制炊具）。”看到这些话，我开始不像最初那样困惑，开始感到这份菜谱--事实上，单是阿纳托尔·法朗士那段话也能让我有这种感觉--对我的暗示几乎比我读过的其他关于烹调的文字都要多。本来我不是很明白烹调需要有基础，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本来以为比如像我妈妈那样做饭，需要有好得不可思议的记忆力--一个人怎样能记住上千种份量、原材料、烹调时间、温度--这种想当然的认识开始有点动摇。“记住最基本的，”我这样想，“好的豆子和一个陶罐。”但是我去购物时，那也没能让我不去准备一份慌乱中拟就的详细单子。我觉得我的进步快不起来，就像很大程度上的法国烹调本身。

单子上的第一项，就是做豆焖肉的罐子。

“您要买什么？”瑞士小屋区一间厨具商店里的那位女士问我。

“我在找做豆焖肉的容器。”我不是很有把握应该是什么样子，可是我想我看到了几个陶制器皿

很有可能作为备选，那位女士会晓得的。

她把我领到橱窗那里，指着一个样子像蛤的大大的铜制容器，价格昂贵。

“不，”我说，“是做卡索莱（豆焖肉）用的。是陶制的，不是吗？”“嗯，”她看着那个铜蛤说，“那个就是卡索莱。”这已经不对头了。我想卡索莱是吃的，这位女士说那是罐子本身，而且样子也不对。“可是伊丽莎白·戴维说我需要一个容量大的陶罐。”我想告诉这位和气的女士，我肯定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是伊丽莎白·戴维也肯定没胡说，她没说我应该买个样子像蛤的金属容器，价格为两百美元。 “你们有陶制的吗？”我扭头望向早些时候看的那些容器说，那些的价钱只是那个蛤的几分之--也不需要擦亮。

“你可以用这个。”她说，我高兴了一点。她把我又领回陶罐那一块儿，我挑了容量最大的一个。那位女士还卖给我一个扁平的圆型东西，她说，在让我那个漂亮的新陶罐直接受热时，这东西可以防止它裂开。

我开车去了小威尼斯区的克利夫顿路。伦敦西北部这一带，如今是伦敦很多超级富豪的地盘，可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这里还没那么时髦。我们在那儿住过，我的第一跟第二个家--在伊丽莎白街和艾什沃斯路--走路去克利夫顿路上的商店都不远。对于住在那一带，我还记得几样事--站在艾什沃斯路的街道上抬头看我睡房的紫色窗帘，往下看运河上的船；送我姐姐去上幼儿园；在公园里遇到一条短腿猎犬--还有我在那边的花园里照的照片。可是我现在知道，我妈妈以前常去这些店里给我买食物，我最早吃的食物。后来我姐姐告诉我，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有时会回到克利夫顿路上一间咖啡馆独自坐着喝咖啡，看着外面的街道，她以前精神正常和最快乐的时期在那里待过。这顿饭来这儿采购食品，看来做对了。

在熟食店，我找到了做豆焖肉的第二种基本材料--一大罐白扁豆，已经泡过并煮好了。猪肉原汁冻在冰箱里（最近一次吃烤猪肉后幸好做了），我的车上装着那个容量大的陶罐，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一半。我眼睛扫了一圈，发现了一罐腌鸭肉，不是伊丽莎白·戴维介绍的卡斯泰尔诺达里豆焖肉中要求的鹅肉，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也在她关于不同地区有所变化的单子上。“鸭肉也行。”我在付款时，意识到我刚才是不按清单购物，而是即兴发挥了。那很可能是个坏主意，可是手边就有鸭肉，我不能再费事去找鹅肉了。

香肠是在街对面新开的一家有机肉店买的，以前我从未来过这里。

我想到这间肉店还叫“骑士桥的科布”（伦敦最好的肉店之一，女王的供肉商），我妈妈肯定经常来这儿，我想伊丽莎白·戴维也是在这里采购。想到这儿，让我想到了她书里写到的一点。

“请问能给我一点骨头吗？”我问那个卖肉的。

“哪一种？”“我不知道。有什么都行。”他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