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类似丑化中国人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在上个世纪初排华热浪中的美国，媒体的卡通中也到处是类似阿Ｑ这种麻木的中国人的形象。杰克·伦敦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TheChinago，描绘的是从外表和名字都和阿Ｑ很接近的中国农民工：AhCho。看故事的表层叙述，AhCho和阿Ｑ几乎是出于一个原型：他无辜地被认定参与农场里的一次谋杀，被判了二十年。在法庭上，他完全听不懂审理的程序，在审理之中一味幻想着自己无罪释放后在家乡的美满日子。等二十年徒刑意外地判下来后，他还自我安慰，觉得不过就二十年，出来后照样可以过好日子。但是，喝醉了的法国官员错误地把他的名字写在死刑榜上。他就这样被送上断头台。临死时他还觉得这是个很容易改正的错误，提醒那些法国官员：死刑犯叫AhChow，而他是AhCho。这是一个错误。法国人也发现了错误。但是，他们觉得已经为此耽误了许多时间，决定不做更改，反正中国人都是差不多的，屠刀终于砍了下来……（JackLondon,1993:1405-1417.）这故事和阿Ｑ被处死几乎一模一样。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杰克·伦敦并不着力于写AhCho的麻木，而是在他麻木的表层之下，描写他的无辜、他隐隐而现的痛楚、他的无助。总之，这是个有心灵的人。当屠刀落地时，读者感到了失去一个生命的沉重，感到了对草菅人命的愤慨。这是在读《阿Ｑ正传》时很难感受到的。也怪不得杰克·伦敦的这篇小说和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潮流格格不入，被十一家杂志拒绝后，才于1909年在Harper'sMonthly刊出。(JonathanD.Spence:141-144.)

阿Ｑ的麻木，其实是鲁迅的麻木。阿Ｑ的故事，还是在中国最发达开放的农村展开的。如果鲁迅看到更偏远、更闭塞、更穷困地区的农民，还不知道会把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就在他的同时代，西方许多传教士、慈善家深入这些穷乡僻壤，目的也是要拯救那里的人的灵魂。但是，他们为这些苦难的人行医送药、无微不至，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情操，在鲁迅身上竟一点也看不到。我不能想象，如果鲁迅看到被特瑞萨修女(MotherTeresa)救治的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他大概会把人家描写得像个虫子，连阿Ｑ也不如。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阿Ｑ正传》和那篇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经问世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这样的作品所激励。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会有山西黑窑中的奴隶制度，会有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读《阿Ｑ正传》长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对农民公道？再看看西方，特瑞萨修女则成了激励整个社会的英雄。这也怪不得，美国一些富裕家庭，自己掏腰包把还在上中学的孩子送到非洲从事慈善事业。两相对比，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失败？

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们与阿Ｑ们的不同，是鲁迅们不认为自己冷漠麻木，甚至还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是献出了一腔热血却又被他所想拯救的人吃了人血馒头的烈士。所以我说，韩非笔下的和氏，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真正写照：他们永远觉得自己的璞玉没有被承认或者被低估，永远觉得“群臣士民”嫉恨他们，永远觉得他们应该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支配和设计别人的生活，永远觉得别人应该有被他们检定合格的正确思想。在他们看来，“群臣士民”的意志和情感，在国家理性面前一钱不值。

我不妨顺便指出，这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和氏不觉得自己的两只脚被剁掉值得一哭。楚王派来问讯的人，也觉得为两只脚被剁而哭的人很反常。可见，这两只脚的没有价值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细节请看对《学而时习之》的研究。）而西方的政治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则频频以人的身体来比喻政治体。比如君主是头颅，僧侣是灵魂，士兵和官员是手，农民是脚等等。这种比喻往往传达了保守的价值，要求人们各安其位，不要犯上作乱。但同时，这种身体性强调的是社会作为共同体的有机性：每一个部分的利益都和整体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君主要视臣民如手足，倍加珍惜。(AntonyBlack:15-17.)基督教神学把这种社会的身体又演绎成“灵性的身体”，更是没有一个部分可以被伤害和牺牲了。

《韩非子》的《和氏》一篇无意中告诉我们：君主专制下以法术治理的社会，是一个肢体残缺的社会。这种肢体残缺，自然导致了精神的残缺。当掌握法术的“优秀平民”被选拔进政府、以官僚机器直接操纵社会时，国家权力就把共同体的自治权力给取代了。共同体内的任何事物，都必须交给远在天边的官僚来决断。一旦共同体丧失了处理自己事物的能力，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彼此之间的纽带和信赖，也就跟着丧失。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冷漠。鲁迅在幻灯片中看到的，也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这里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所以，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自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绝不会比知识分子差。

欧洲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从共同体精神中生成的。比如我在正文中要讲到的patria的概念，对民族主义的形成很关键。这个词一开始就指代的是小村小镇这样的聚落，是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并且特别蕴涵着自己的权利要由自己的patria的乡亲来界定的观念。即使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一个农奴成了被告，他要由自己乡亲构成的陪审团（许多成员就是农奴）判决是否有罪。他如果能够找出几个证人（哪怕是农奴）宣誓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就可以被判无罪。其中一些农奴掌握了相当复杂法律技巧，欠了领主的劳役、财物，或者侵犯了领主的利益，领主几次告居然也告不倒。如果阿Ｑ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一个农奴，他当然不会是鲁迅笔下那种人物，当然会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忱。那些幻灯片上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当麻木的看客，而要承担陪审员的职责。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不具有中世纪英格兰农奴的权利。他们怎么可能不冷漠

当今中国展开的村民民主选举，是恢复共同体功能的历史性的一步。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混乱，也说明国家权力替代了共同体的自治功能时间太久后，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已经萎缩到了什么地步。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这方面亦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比如，派大学生下乡当村官，实际上就是破坏共同体复兴的恶政。大学生可以回乡竞选村官，但绝不应该到别人的村子里，对别人的事务指手画脚。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我相信，基础民主和乡村自治这一进程如果能够不受打扰地进行下去，将比任何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更有意义。我们需要说的是：知识分子要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