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把权力集中在由国家选拔的“优秀平民”手上，就是以“贤能政府”取代基层共同体的自治。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孔孟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框架中展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使中国的读书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服务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孔子眼里早已僭越了礼法。中国的政治和知识传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精英代替老百姓进行决策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

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Ｑ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阿Ｑ正传》早已为每一代中国人所熟悉，在此不必复述。但是，其中表达的价值理想，虽然早已深入现代中国人的意识深层，却至今还未经过充分反省。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Ｑ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在鲁迅对他留日期间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中交代得就很清楚：他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看到中国人被当作俄国的间谍遭日军处死，一群麻木的国人在那里看热闹。他由此受到刺激，觉得这样的国人心灵不救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

这一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竟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宣言：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昏钝，在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鲁迅这样的精英认为他们应该有的思想。在他们获得这种精英们指派的思想以前，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改造国民性”就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其实，这也为后来的“思想改造”等等政治运动提供了基本的预设。从改造别人的思想到自己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他们的现代命运颇像“作法自毙”的商鞅。而他们许多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心态还如同被剁了两脚的和氏：所愤的不是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不是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像自己这样一个愿意放弃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惟求被一用的人，居然受到了主子的误解。

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他的阿Ｑ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呢？用现在美国的政治词汇说，就是从种族歧视中来。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分析鲁迅在日期间在思想和心理上所接受的影响、日本媒体的发展，以及日本媒体把中国人非人化的过程。现代日本媒体的发达，和战争密切相关。几乎每一次战争，都为媒体提供了借实况报道来扩大销量的机会，并且能迅速采用最新近的技术手段。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媒体大规模采用了新闻插图的手法进行战地报道，画面主要借助于日本传统的木版画。到了太平洋战争时，照相技术推广，各报纸采用在第一时间空运战地照片的办法来竞争。（比如日军在东三省的行动，大大刺激了其国内新闻业。可参见LouiseYoung.）应该说，比起后来这种照相技术来，早期的木版画可以脱离现实，大部分画家不是在现场写生，而是坐在画室凭想象进行创作。另外，传统木板画本身就有脸谱化的表现趋势。越是大规模制作，这种脸谱化的套子就越简单固定。所以，用这种手段，就像画漫画一样，不论是塑造自己的英雄还是妖魔化敌人，都比照相技术更方便。

从甲午战争期间到日俄战争，是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和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不再是劣等的亚洲人，而能够和优越的白种人比肩甚至战而胜之的民族。因此，在甲午战争和之后，日本媒体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宣传，把这场战争描写为文明战胜了野蛮，突出日本人的优越。报纸的报道无不配有木版画。木版画店也每天挤满了等候当日战地画像的顾客。（这些木版画的一部分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中作为历史文献展出，引来该校一群没有头脑的中国留学生的抗议。细节和分析见薛涌，2007:100-105.）许多外国观察家评论道：木版画上中国人的形象，全被描绘成没有灵魂、没有尊严的半人类。而同时战败投降的清军中的欧洲顾问，或者后来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人，则都保留了军人的尊严。更意味深长的是，日本人虽然和中国人同属于黄种人，却无不身着鲜亮的西式军装，精神饱满，面部表情也非常西方化，简直就是欧洲人的形象。当时的日本媒体还有报道，中国战俘在东京游街，一路遭到日本市民的羞辱和谩骂；但大部分战俘无动于衷，似乎毫不知耻。乃至一位妇女跑出来对着游街的战俘大喊：“如果辫子军就是这个样子，我也能杀好几个！”日本人之于中国人的鄙视，就这样逐渐建立起来。(参见DonaldKeene:133-243.)中国人这样被非人化，也很能解释日本在二战中在中国犯下的种种冷血的罪行。鲁迅留日时，正赶上这类宣传品大行其道。他受了刺激和影响，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国人的观念，创造了阿Ｑ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想看，鲁迅当时透过日本的媒体看到中国人，都觉得这些人的生命根本没有价值，日本人怎么会为杀几个中国人而感到内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