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有两个要点。第一，“学而时习之”道出了孔子及其门徒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人不知而不愠”则接着告诉你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他们的自我认同。这句话是一个典型的“孔子句法”，揭示了孔子学说的内在矛盾。

不要小看“学而时习之”这句话。这绝不是我们现代文中一个“学习”就能概括的。这里的“学”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习”，包括向老师学，从书本中学等等，是从外部吸取知识。“习”则有些类似于做家庭作业，也就是将刚刚学到的东西反复演练乃至熟能生巧。“学而时习之”其实是指一个相当专业化的训练过程。比如现代大学里的教育（这当然不是指中国的大学教育），学生上教授所讲授的大课或者看书，很类似孔子的“学”；上完课、读完书后参加讨论班，用大课上和书本中所学的知识来演绎自己的观点，彼此辩论质疑，则更接近孔子所谓的“习”。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教授方式，也有类似之处：上午老师讲课，基本上是读经释文，叫lictio，也就是后来英文中的lecture；下午则是学生们就经文中的各种矛盾展开辩论，叫disputatio，即英文中的disputation。然后老师才出来对这些矛盾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叫determinatio或英文中的determination。在这里，读经释文显然就是“学”，就所学的内容进行辩论质疑则如同“习”。而经院哲学对人类知识的最大的贡献，是在“习”而不是在“学”。如果像现在的一些所谓“儒家”提倡的那样，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书（还无释文这一道程序），即使算是“学”，也是“学而不习”，违背了孔子的教导。初民社会分工并不细，技术很初级。能以“学而时习之”这样的方式进行训练的，一定是非常独特的专业化群体。他们当然会产生一种不凡的自我认同。

儒家本来是来源于一群巫师。巫术在商代还是立国之本。统治阶层是一个巫师集团。商王则是巫师们的统领。他们靠感通上天来镇服其臣民。天命的观念，大概在那时已经萌芽了。周武王灭商，则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个政治革命的精神，是从神权政治走向贤哲政治，此点姑且留待后论。这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转型，则是改造商代以来的政治神学，提出新的天命观：天虽然还很可畏，但天意要依照民意而行事。仅靠巫师感通上天，并不能掌握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得人心者得天下。于是，所谓的“天道”实际上就变成了“人道”。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念变革，其力度大概不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经此殷周革命，周代已经不再是以巫术立国，而是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政治秩序。过去的巫师集团中，自然也分化出一个阶层，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儒家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孔子及其门徒的来由。

那么，在这里“学而时习之”的孔子及其门徒，“学”的和“习”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在历史现场，自然不得而知。不过，细读《论语》，再考察其前后的历史背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他们所进行的这种“专业训练”的核心就是“文”。文字在商朝的神权政治体系中，主要还是用于巫术和祭祀之中，并被巫师阶层所垄断。周代以后，随着整个政治与文化的人文化以及经济与技术的进步，文字逐渐实用化，特别是扩展到政治领域，成为一种统治技术。一些掌握文字技术的巫师们，也把这种特殊技艺运用于治道中，在神权政治到贤哲政治的转型中迅速变身，继续维持其掌控社会神经中枢的地位。孔子以前的文献太少，我们不能讨论这方面的细节。不过，人类总有些共通的地方。当年罗马帝国灭亡，野蛮的日耳曼部族入主，欧洲迅速变成了一个文盲的社会，哪怕是贵族也目不识丁。那时候能读能写的，基本只有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掌握的拉丁文不仅是宗教的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统治技术。当时的大主教和主教们借此迅速接管地方统治，并运用文字来处理行政事务，神职人员马上成为行政人员。这样一来，需要文字记录的赋税和财政等政府基本职能才能运转，乃至皇帝和国王在关键时刻也有求于教会。后来基督教之所以在欧洲大为得势，教皇在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教冲突中之所以屡屡占上风，也和教会所掌握的这套先进的文字技术密不可分。从殷周革命到孔子的时代恐怕也不例外。巫师们所掌握的文字技术，很快就可以从祭坛转入政坛。许多巫师，迅速成为得力的行政人员或重要的大臣，或者成为教师，培育掌握文字技巧的人才，普及了文字。所以，以“文”为中心的学统，塑造了一个非常有自我意识的阶层。“学而时习之”也正是描述了这个自负甚高的集团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