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垄断着统治社会的这种“高技术”，这一集团的政治期待就非常高。孔子时代，文化渐渐普及，识字率上升，掌握文字的人也多了起来。同时诸侯兼并加剧，“国”的数目急剧减少。过去掌握文字技术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在一个小国中担任君主的首席顾问或者大臣，其地位如同神权政治中的主祭司。如今，要么是没有这么多的“国”来提供这种关键的位置，要么是识字率的提高使竞争的人太多。你即使满腹经纶、获得了一个席位，也常常不过是在大“国”中扩张了的行政层级中当个普通官员，未必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文字阶层的政治期待，就会在现实中碰壁，产生很大的挫折感。这大概就是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的背景之一。

我把“人不知而不愠”总结为“孔子句法”，是因为这一“句法”在《论语》讨论不同的事情时反复出现，形成了模式。说“人不知而不愠”，无非是表示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的所学所为，目的并不在于为人所知或为人所用。我们有自己的生活目的，并不依赖别人的赏识。这种生命的自足性，是孔子学说的独立性格的基础。当时不断进行兼并的君主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野心而求才若渴，更有许多游士到处兜售其所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自然就丧失了自身的道德目标。所以，“人不知而不愠”所讲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清高，而是谋求超越于现世政治之上的独立价值。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最可宝贵的知识传统。

可惜，在后来的历史上，儒家基本上是作为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官僚政治的正统意识形态而存在。作为独立的知识传统的儒家，在大部分时间成为了“绝学”。这是孔子个人的失败，还是历史的过失？我们在读《论语》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而在全球文化汇流的今天，思考这一问题也不能限于中国的传统本身。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的传统中看《论语》，也需要从现代的传统（即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来看《论语》。《论语》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我们。如果我们把对现代中国影响甚剧的西方文化排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之外，如果我们试图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变成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浪费了我们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中西之屏障，也是本书试图突破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大部分都是孔子的学生。为什么以“人不知而不愠”为教导的孔学，最后会造就那么多皓首穷经地背书，一辈子的所求无非是通过科场考试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范进或孔乙己们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人不知而不愠”这句话本身。

孔子讲“人不知而不愠”，实际上是要界定“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和他的学生已经成为了那样的人。“人不知而不愠”表达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努力。但说这话本身，则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一个彻底超越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至少会忘了这个问题。这就好像你夜路独行，你要是真不怕鬼，可能会忘情于清风朗月之中。但你要是不停地对自己说：“鬼并不可怕！”那么你究竟是怕不怕呢？我在下面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指出，细读《论语》就可以发现，孔子不仅在乎自己是否为别人所知，而且有时这样的愿望还相当迫切。这种想超越而没有超越，说不怕鬼但心里又有点紧张的表述，就是我所谓的“孔子句法”。这种“句法”中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说明维持人格独立对孔子本人也绝非易事。而在千年后他的门徒嘴里，这样的“句法”则演变成一种沽名钓誉之术。大家面对政治权力的诱惑，早已经是急不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