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格局中，每个聚落居住都相当密集，总人口有限，是个相对封闭的“面对面”的世界。一个聚落常常就几百或上千个人，大家生老病死全在一起，彼此知根知底。在这样的社区内生活，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因为聚落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聚落外的人则不可能知道。到了孔子时代，农业技术迅速提高，人口增长，把各“国”隔绝起来的“野”渐渐被开辟，被并入“国”的直接统治之中（具体见“道千乘之国”的［研究］）。这样，过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的社区，开始彼此接触。不同地方的价值观念有了碰撞，利益有了冲突。有些国在这一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先声夺人，使自己有了吃掉别人的能力。结果，列国急剧扩张兼并，上千的国最后仅剩下十几或几十个大国。“领土国家”渐渐浮出历史的地平线。国大了，人的社会活动区域也大了。 “国人”的个人生活空间从狭小的“面对面”的社会，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背对背”的社会。

在这样的时代，恐怕也有个“知识革命”吧。人们不断面对新事物，凭本能在自然状态下生活或仅仅遵从习俗而行为已经不合时宜了。“学”则包括理解新的东西。孔子面对这样的变局，和老子非常不同。一般习见总认为孔子保守。但在那个时代，肯“学”的人，而且“学”了后还要“习”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派人物，是孜孜以求者。他们即使是出于传统的巫祝集团，也属于能把巫祝之术中的文字技术创造性地转化为“治道”的开拓者。按最保守的观念，你看别人怎么过自己就怎么过，不用多动心计。老子就喜欢“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但孔子领着学生在那里刻意用功不说，甚至还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看他在家乡外还认识那么多人，怎么像个因循守旧的“老实人”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确实要复古。只是复古也有能动和被动之别。孔子显然属于能动型的。他意识到，“礼”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其内在价值，经过数代传承，人们仅仅习惯性地遵守，并不问其背后的意义（这大概是“习而不学”吧）。如今，社会发生激变，习俗开始解体。传统秩序要能生存下来，就必须有人能把在习俗中存在的、未经反省的价值理想挖掘出来。这些价值无法“生而知之”，需要不断地“学”和“习”。孔子是“入大庙，每问事”的人，非常好奇。他周游列国并不仅仅是传道，也是学习。而像他这样的人，也形成了跨国的集体认同，于是有了远方的“朋”。“朋”字两“月”并立，有平等和同侪之意。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伊藤仁斋，正逢当时的文人集团开始打破地域和阶层之限制、通过儒学而获得集体的认同，所以他特别能体会孔子通过“学”而获得同道的快乐。他的《论语古义》在“有朋自远方来”一句下评论：“其学足以被乎远，则君子善与人同之志得遂，而足见我德之不孤，何乐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