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举出吴起、商鞅的例子。吴起告诉楚悼王，楚国的传统，是大臣的权力太重，分封的贵族的权力太重。这些人对上制约了君主的权力，对下欺压百姓，这是贫国弱兵之道。不如在第三代时收回分封的贵族的爵禄，废掉百官的贵族等级和待遇，精简不急需的官位，任用干练之士。可惜悼王仅实行了这些政策一年就去世，吴起随之被肢解。

商鞅则教秦孝公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的军事系统组织社会，其中一家犯罪，伍什中的各家都跟着连坐同罪。他烧毁诗书，严明法令，杜绝私人的托请和“后门”，以国家的需要为准则来兴劳役，禁止臣民出国谋求官位，提高农民和士兵的地位。孝公执行了这些政策，君主的地位有了保障和尊严，国家也随之富强。但是，八年后孝公去世，商鞅也被车裂。

韩非最后总结：楚国不能行吴起的政策而陷于危弱混乱的局面，秦国执行了商鞅的政策而富强。这两个人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这是为什么？因为大臣苦于严明的法律，百姓厌恶国家权力。当今之世，大臣贪图自己重要的地位，百姓安于混乱的秩序，这比秦国、楚国当年的习俗还严重。如果君主没有悼王和孝公那样贤明的鉴别能力，有法术的人，怎么可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向君主进献自己的学说？这也是世界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

韩非在这里明确地告诫统治者：君主的利益和其所统治的“群臣士民”的利益是相反的。法术是帮助君主控制“群臣士民”的统治技术。那些掌握法术的人，就如同吴起、商鞅一样，成为君主的宝贝，却是“群臣士民”的祸害。所以，君主一定要有敏锐的政治判断，根据自己的利益重用有法术的人才。这体现了法家立足于君主利益的政治哲学，和儒家立足于社会利益的政治哲学是如何截然对立。然而，这段故事中令人毛骨耸然的残酷，却更有文化深意：一个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君王能够收藏一块宝贵的石头，竟然不惜两只脚被砍掉。其实韩非自己就跟和氏一样，视自己的学问如那块玉璞，冒死要献给国王，最后被秦王下令在狱中饮毒自尽。他自然不会问：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意义何在？人的价值又在哪里？

面对列国兼并、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必然要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韩非所代表的法家学说，主张一位卓越的“人主”掌握绝对权力，并把所有人都当作他的权力工具。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韩非对“和氏之璧”的冷血叙述表明，他并不关心为了一块玉石被承认而牺牲两只脚是否值得，他关心的是怎样有效地识别这样的玉石。他并不关心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关心的是统治者是否能把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为己所用。秦始皇灭六国而实现统一，就是韩非的理想的实现。其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以天下为国家。 “人主”通过所谓“法术”操纵所有人的命脉来维持政治秩序。这套“法术”具体则要落实为一套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使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切服从于国家意志。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和氏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不管是就玉石而言还是就自己而言，都是得到最高权威的承认，也就是为人所知。而从韩非接下来用吴起和商鞅的例子进行的阐述看，为人所知就是为人所用。或者说，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最高权威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和氏寓言中的法术之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尽管他们后来换上了儒家的衣装。他们认为“群臣士民”只会为自己的私利着想，满足于为了私利而彼此讨价还价的无限争斗，只能导致混乱的秩序。他们这些法术之士，则是如同和氏一样的特殊人类，不仅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而且从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只为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奋斗。这种使命感，使他们自信他们掌握了真理。被君主任用，简直就是他们的天赋权利。国家要由他们经营。他们应该运用国家权力，取代“群臣士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拥护专制君主，也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给他们通过集权的方式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是体现了他们把自以为掌握了的“国家理性”强加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