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当然要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重要参照。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且不说作为其基础的民主政治），绝不能从“工具理性”的框架来理解。至少自明清以来，中国缺少的就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工具理性”，而是经济自由的道德面向，即一个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纽带和责任。如前所述，在亚当·斯密看来，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的“道德情操”的基础上的。这种“道德情操”，作为英国启蒙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和儒家的理想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孟子·公孙丑》中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里讲的，是人与人在面对面的关系中的道德抉择。类似的话，许多英国启蒙主义的道德学家都说过。前述的Gertrude Himmelfarb在分析英国启蒙主义内部的分歧时，特别强调被法国人推崇的约翰·洛克的理性主义道德学说是如何遭到从Shaftesbury伯爵、Hutcheson，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道德哲学家”们 (moral philosophers) 的一致反对。洛克所坚持的是一套理性自利的道德系统，即认为人们遵守道德，不是因为天生的本能，而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这其实就是孟子所批评的反面观点：“要誉于乡党朋友也”。这也和利己就是利公那种简单的市场经济学说非常相契。可是，被洛克一手调教出来的Shaftesbury伯爵率先起来反对。他强烈地感到，在生活中随时出现的利人的快乐，无法用洛克那种利己的理性逻辑所解释。于是，他鲜明地提出，“德”不是来自宗教，不是来自自利，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天生的“道德感觉”、“是非之心”，或“自然情感”。这种“自然情感”也是一种“社会情感”，是对社会和他人的感情。这种后来被亚当·斯密反复论述的“道德情操”，也是当时的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础。

简单地说，君子之间和小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如果亚当·斯密果真在理论上构造了一个由“看不见的手”所指挥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参与这种市场经济的“准入资格”，也应该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君子。你真希望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有对他人的、对社会的道德情操。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不是要为所欲为，而是要先成为君子，然后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自由放任。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不在于什么“工具理性”，而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君子太少，小人、恶人太多。我们的文化腐蚀了人性。

没有“德”就没有现代性。孔子早就讲了：“愚民之上必有苛政”。对君子可以听之任之，对小人则要处处提防，甚至严加看管。当我讲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慈善事迹时，许多中国人会抗议：我要是成了盖茨、巴菲特，我也会捐。问题是我哪里来那么多钱？我们当然先要有“工具理性”，赚了钱以后再讲仁义道德。难道孟子不也是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吗？

我们很难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在一个君子社会里的生活经验，自然无法想象人性在这样的社会居然可以那样的不同。比如在美国，捐款的并不是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大款”。一般老百姓的慷慨才最是感人。你会经常读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一生省吃俭用、穿旧衣服、买减价商品的工薪层，突然捐出上百万美元来。一般人甚至想不通拿这样的工资怎么可能攒出这么多钱来。最近《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Giving till It Hurts”（直译是“捐到疼为止”），报道的就是这样的人。盖茨和巴菲特不管怎么捐，他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影响，乃至有人在电视上质问盖茨：“当今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一天不到一美元的水平上。你住那么个豪宅，你觉得自己是老几？”这些普通人的捐助，则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比如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的一个馆员梶谷信子，从事布料收藏达三十七年。她生活清寒：从不去餐馆吃饭、走路上班。但是，退休后两年，居然给曼哈顿的亚洲文化委员会捐了一百万美元！一个人在三十七年中，靠一年几万的工资，在纽约这一世界最昂贵的城市生活，怎么能省出这么多钱呢？她为了使自己的捐助成为可能，计划把自己早年买下的曼哈顿的公寓卖掉；而在战时日本长大的她，也习惯了在极端状态下节衣缩食。Oseola McCarty，一个老年洗衣妇，1995年捐给南密西西比大学十五万美元的奖学金。根据许多慈善机构的报告，这种挑战自己财政极限的捐助最近越来越多，捐助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小。甚至有学者对捐款人进行研究，得出了越捐越幸福、越捐越富裕的结论。因为捐助的需要给捐助人提供了新的生活动力，使他们为了捐钱而更努力工作，最后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更加成功。Syracuse大学的Arthur C. Brooks教授甚至算出：在2000 年每一美元的慈善捐助，会导致捐款人多收入水平3.75美元。